生态文学的当代价值
中外生态文学源于对生态问题的关切。批判穷奢极欲，探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其永恒的主题，揭示生态危机的人性与文化根源则是其终极目标。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而生态文明则是超越工业文明的共生文明，其中要义是回归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
纵观人类发展进程，工业文明和科技发展在人与自然之间不断筑墙，人与自然日渐疏离。从某种程度上看，生态危机实乃精神危机、人性危机和文化危机，作为应对危机的上策，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在于全球公民环境素养的提升。作为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批判，饱含诗意栖居美好愿景的生态文学，以真、善、美的表现形式，引领读者回归自然，并将自然根植于心灵深处。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境界。
在西方文学中，以威廉·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湖畔诗人开始坦诚地看待自然，歌咏自然，寄情山水。在自然日志《瓦尔登湖》中，“生态文学先驱”亨利·梭罗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主张善待自然，强调人应回归自然，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一部分，由此获得感官上的亲和，真正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则体现着人对土地的本能依赖。
中国作家全方位展现了生态情怀。徐刚的《伐木者，醒来》等守望家园系列、李青松的《一种精神》等绿色森林系列、哲夫的《黑雪》等生态危机系列、郭雪波的《沙狐》等草原生态系列、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边疆书写、于坚的《哀滇池》等生态诗歌，以及姜戎的《狼图腾》等优秀作品，均以独特的视角和艺术表现，共同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出路，对人们未来如何走上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生态文学发出的是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心灵诉求，其核心就是要恢复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关系，对危及人类生存的种种困境给予审美的解答，以期通过对话的方式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中西文化间，生态思想资源是互相交叠的，尤其在生态伦理方面，这在中西生态文学及相关著述中有着极为丰富的表征和阐述。
阿尔贝特·史怀泽在《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一书中正式提出“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将伦理学范畴由人类扩展到自然界所有生命。“生态伦理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大地伦理。他在《沙乡年鉴》中指出，大地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应当是平等的，人类应当放弃征服者的角色，对每一个大地成员保持尊重乃至敬畏。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则把目光投向荒野。他从自然价值论出发，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提出了“荒野转向”的概念，认为作为生态系统的荒野是一个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
中国古代一向重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存，“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等哲学理念和智慧已内化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这在古代叙事文学、隐逸文学和当代书写中均有着丰富的呈现。如陶渊明的诗文，以大量的田园文学实践彰显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体悟。
生态文学是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回应，是文学对现实责任的自觉担当。尽管生态文学不能直接改变生态状况，但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观念及生活方式。它以自觉的责任意识引领人们反思当下的问题，思索人类未来的命运，其意义已远远超越文学本身，对于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