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发生的地理空间主要有三：一是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核心文化圈”，二是主要包括巴蜀、荆湘以及吴越等的“次文化圈”，三是以西域和岭南为主要区域的“边疆文化圈"。初盛唐诗歌的演进，除了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外，外部的因素是推动诗歌发展新变的关键，地域因素排在首位，尤其“异域”（即边疆文化圈）因素对诗歌的冲击值得注意。
唐代典型的“异域”，一是西域，一是岭南，有关西域的书写以边塞诗为代表，有关岭南的书写以贬谪诗为代表。
西域与岭南的诗歌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书写模式，前者承征戍文学而来，疆土开拓与个人建功立业的梦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盛唐边塞诗雄浑壮阔的特点。
唐之前，西域意象在诗歌领域极为有限，不具有典型性，但唐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使楼兰、交河、轮台、北庭等典型的西域意象有了新变，对边塞诗境界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李白：“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等诗歌呈现出博大雄厚的气势，与盛唐精神一致。同时也凝结成了一些新的西域意象，天山便是其中之一。如王维：“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这些诗歌中的天山衬托出了一种疆域辽阔、雄壮苍茫的意境。
唐代诗人中只有为数不多的诗人去过西域，除了岑参留下大量有关西域的边塞诗作外，其他诗人所存有关西域的边塞诗极为有限。岑参前后两次到达西域，对西域的感知最为具体、深入，他的边塞诗之奇，在整个唐代无出其右。《唐音癸签》认为其诗“尚巧主景”。这种“主景”自然涉及他的边塞诗。其他边塞诗人所写多为朔风、蓬草、胡马等最常见的物象，但岑参的诗歌进一步具体化，如《火山云歌送别》等诗都落到实处，将边塞诗之“异”更为直观地呈现于读者眼前，具有“陌生化”的效果；荒凉广袤的雪山大漠与开疆拓土的热情也形成了一种反差审美，造就了“雄瑰”的诗境。如写火山：“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写热海：“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
与西域相比，岭南完全呈现出相反的情景，因为是贬谪，“荒蛮”的景象与个体人生的低潮纠结在一起，诗歌具有低回宛转的特点，情感真挚而深沉。
初唐以杜审言、沈栓期、宋之问为代表开启了岭南诗歌的新纪元，这些诗歌情景交融，对打破沉寂的初唐诗坛功不可没，如宋之问《度大庾岭》其一：“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这首诗“气格声色兼备”（许学夷《诗源辨体》），在初唐诗坛别有风味。这样的贬谪行旅诗还有如杜审言的《旅寓安南》，沈栓期的《入鬼门关》等。这些诗中作者常将岭南看作是“魑魅”之乡，情感指向绝域、极边；从空间看，形成了“中心”与“边缘”二者之间的对立，陌生的空间对作者来说是极大的不幸，但是对诗歌来说又是极大的幸事
诗歌中不仅有南北空间的对立，如北斗对南风、京华对边地等，而且也有新的物象如薛荔、杨梅、瘴疠等入诗，一方面使诗歌“陌生化”，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另一方面这些物象成为新的诗歌意象。
这种空间的对立，对对仗精工的律句的形成无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翻检杜审言、宋之问、沈俭期等人在岭南的诗歌创作，最直观的印象便是状物写景愈加精工。
这些贬谪岭南的诗人，情感绝望，对新事物多怀鄙夷之情，但是有意无意中也使岭南发展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对此后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唐以后对岭南的审美也由排斥到逐渐接受，形成了独特的地域审美文化。
王昌龄认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唐代诗歌中关于西域与岭南的书写既有不同的物境，也有不同的情境，物与情合，最终创造了不同的意境，因而唐代关于西域与岭南的书写在内容、艺术形式、境界等方面都对唐诗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田峰《“异域”角度看唐诗——初盛唐诗歌中的西域与岭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