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一直到现代白话新诗，中国的诗歌语言伴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嬗变演化、发展创新，形成千姿百态的不同脉络和流派。其间，语言之体与文化之用，内外交相影响，互为两翼。
就诗歌的文化之用而言，作为文学之一体，诗歌本身就是文化之一端，不但要受到哲学、绘画、音乐、风俗等相邻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是时代文化的一种反映和体现。诗学与书论、画论、乐论等不仅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而且常常需要互相参照才能有新的开拓。
诗歌的发展，既受到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如镜子一样，反映着不同时代文化的光辉。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代文化哺育一代诗歌。中国诗歌的发展，既源自内在语言形式的演化，也受制于不同时代政治生活、经济基础等硬背景的变化，而以文化心理为代表的软实力，正是其间起到重要作用的桥梁。
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化，其间的反映、影响关系，有如水洒在地上，浸湿附近的土壤是水的本性，但被浸湿的程度则需要视土壤情况而定；又如发光体与反射体，在合适的时候，还会相互映衬。文化影响诗歌、诗歌反映文化的程度，有的较快，有的较慢；有的直接，有的间接；有的隐晦，有的显露；有的变形，有的变质；有时是单一的，有时是多元的；有的是支配，有的是渗透；有的断章取义，痕迹俱在，有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有的文化内容可以直接入诗，有的则需要通过作家的中介、过滤。有的是影响，有的则只是暗合；有的是交叉，有的只是平行；有的具有事实联系，有的只具有精神心智上的共通。因此其间未易轻断因果，只宜摆明条件。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苏轼通过2700余首包赡丰富、变化万状的诗作，展现出一幅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清明上河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文化精神中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对苏轼诗歌产生直接深刻的影响，而苏诗的议论化和崇雅尚淡倾向，也反过来代表了北宋文化的这两种精神。
在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影响下，苏轼诗歌反映出尚理的主动趋向，适时而深刻。苏诗中的议论俯拾即是，或全诗纯乎议论；或前面抒情叙事，咏物写景，篇末发表议论；或议论与抒情叙事、咏物写景交替穿插；或几种写作手法水乳交融，不分彼此。方法的多种多样和变化万状使苏诗中的议论视野开阔，容量宏大，雄深博辩，气象万千。其议论的题材大到宇宙时空，小到鸟兽虫鱼，广到社会人生，狭到碑刻古玩，雅到诗书画艺，俗到接物处世，近到花草木石，远到海外仙国，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其绝人处，在于议论英爽，笔锋精锐，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赵翼《瓯北诗话》)苏诗以后，议论成为宋代诗歌新的审美风尚。
在北宋文化淡雅精神的感召下，苏轼诗歌奏出崇雅趋淡的乐章，典型而突出。苏诗追求淡雅脱离了纯功利性目的，提高到审美层次，妥善处理了雅与俗、绚烂与平淡、人工美与自然美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朴素却圆熟的辩证法精神。其诗歌语言，或避俗趋雅，或以俗为雅、化俗为雅。比如，《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睛，遂行，中途雪复作》“助尔歌饭瓮”，“饭瓮”乃山东民间俗语和歌谣语。《发广州》“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苏轼自注：“浙人谓饮酒为软饱”“俗谓睡为黑甜”。这些各地的俗词俚语，被创造性地融入苏轼诗中，显出一种雅人深致。苏诗还擅长用典故来题咏俚俗之物，化俗为雅。如《豆粥》“沙瓶煮豆软如酥”不免俚俗，但运以刘秀、石祟二人与豆粥相关的典故，诗的典雅气息油然而至。
以语言为体、文化为用的中国诗歌，尽管已有三千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尚未止步，其生命仍在不断变化生长，继续“昭烛三才，辉丽万有”。
(摘编自陈才智《汉语是富有诗意的语言》)
材料二：
在诗歌中，句法层面的创新现象也层出不穷，诗歌为很多句法现象的产生提供了绝佳的语言环境。
如紧缩句是汉语的一大特色，指分句间经过语音紧凑和词语缩减，而形成没有语音停顿的特殊复句，如“天一黑就下班回家”是由“只要天一黑，就下班回家”这个一般复句紧缩而成的。诗歌对紧缩句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蒋绍愚在《唐诗语言》中说，在散文中由两个分句构成一个复句，往往用一些关联词语来表示分句间的关系，而在唐诗，特别是近体诗中，这些关联词一般省略不用而造成紧缩句的大量出现。
例如，近体诗“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严恽《落花》)中的“问花花不语”，就是由“我问花，但是花却不语”省略关键词和停顿而形成的紧缩句。紧缩句式在现代汉语中也可见到，如一则体育新闻标题“赢球不可怕!缺谁谁尴尬”，其中的“缺谁谁尴尬”就是受诗歌韵律的影响而省略了关联词“无论……都”。
诗歌不仅给人们带来艺术的享受，还在语言层面给汉语的创新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源泉。诗歌犹如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言宝藏，值得我们不断开垦和深挖。
(摘编自张力《诗歌，语言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