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1年，严复完成翻译亚当·斯密的名著《论国家财富的性质和来源》，在此二十年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去获得关于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一些基本信息。1881年，亨利·法西得的《政治经济学手册》一书的部分汉译，出现在东京。译者是同文馆的教习汪凤藻和丁韪良。两年后，北京同文馆出版这本书，其译文的标题是《富国策》（字面意思是“国家富强的政策”），这是中国人试图表达西方“政治经济学”术语的早期尝试。
日语术语“经济”和“经济学”，在19世纪晚期作为字形借语被汉语采用。在词典编纂领域，早在1892年，带有“政治经济学”新意义的术语“经济”一词已经出现在翟理斯的《汉英词典》中。就文本领域而论，正如马西尼指出，该词首先出现在梁启超1896年的作品中。沈国威、内田庆一及其他人作了类似的观察：《时务报》（1896年）出现了“经济学”，并被译者解释为“富国养民策”。
马西尼精确列出了所有用汉语发表的文章和书籍表格，研究1900年前后的“经济学”学科。但是，术语“经济”和“经济学”不容易被中国读者大众所理解，它们不得不伴随着许多不同的形式，其中大部分是汉语新造词，这些词作为“经济”、“政治经济学”的对等语流行于世。
严复在《天演论》和《原富》里，几乎总是把“经济学”翻译为“计学”。根据森时彦的观点，梁启超不愿在发表于世纪之交甚至许多年以后的作品中使用“经济”。显然，他感到该词的经典语文背景太强，不能赋予这一术语以“economy”或“economics”的含义。因此，对这一概念，他使用了大量的对等语：“富国学”（如何使国家富的科学）、“资生学”（资源和生活的科学）、“理财学”（如何整理财富的科学）、“生计学”（谋生手段的科学）、“商学”（经商的科学）、“商务”（商业事务）、“平准学”（如何保持物价平衡的科学）。最后一个术语明显地从中国古代的“平准法”派生出来。所有这些术语的含义，都被梁启超等同于日语的“经济学”。同样地，“财学”一词（财产科学）还有音译的“叶科诺米”（严复在《原富》中使用这一译名），“爱康诺米”、“伊康老米”在那时也被使用。
若干年以后，“经济”和“经济学”收录于普通词典中。《英华大辞典》（1912年）将“经济”和“理财”作为“economy”的译语，将“理财学”和“经济学”作为“economics”的译语。将“经济学”一词收录于《社会科学大辞典》（1929年）中，标志着这个术语对其他竞争术语的胜利。
（摘编自李博《日语和汉语中“政治经济学”术语的形成和发展》）
材料二：
严复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中的作用当然有被夸大的倾向，但是从我所关注的较窄的语境来说，他的参与确实具有决定性影响。他不仅最终将逻辑和宗教分离（“异教”在现代中国仍然引起如此多的怀疑），他还引进许多概念，尽管不是词语，这些将决定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逻辑话语。严复的不朽成就之一是约翰·斯图加特·穆勒里程碑式的《逻辑体系》的部分内容，译文中他暗中使用或者模仿先秦散文的古典风格，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术语。虽然他发明的词语几乎没有被沿用下来，他的译本被广泛阅读和征引，如某些批评家所指，仅仅是由于严复的公众影响力，而且，严复通过一个短命的名学会和许多公众演讲传播新科学。他的坚持不懈的游说，也为逻辑学很快被纳入中学和大学的课程起了推动作用。
对于严复而言，逻辑并不仅仅是纯学术的关注。深深着迷于他在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接触到的穆勒的“狂热归纳推理”，严复将逻辑想象成普遍适用的“艺术”，当持续应用时，将带来无限的科学和社会政治进步。西方力量的基础是培根的科学探索精神，这种精神必须依靠逻辑才能得到实际应用。这样，逻辑使欧洲人建立“新理”，“新理”使欧洲在现代得以富强。相反，中国不能以同样的道路发展，因为中国的经典中缺乏逻辑严密和想象，而且由于忽视正确的定义，其中充满了模糊。
从1895年开始，严复再三告诉其日益增长的读者群，逻辑学潜在的奇异的艺术仅由两种基本方法组成：“归纳”（他译为“内导”或“内籀”）和“推理”（“外导”或“外籀”）。他在一篇早期的论文中写道，在“内导”时，人们“合异事而观其同，而得其公例”，而在“外导”时，人们“于意中皆有一例”，这个“例”（规律）是通过“试验”印证过的，因此，“印证愈多，理愈坚确也”。因此归纳法是中国所急切需要的自然科学应走的捷径。但是，严复与穆勒有同样的信念，即认为在残酷的事实基础上，推理法提供了推理和验证一个原理的方法，不管它是数学法则或政治和哲学的信仰。合在一起，正如严复所描述的，西方逻辑的“二端”，作为必不可少的现代性的推理工具，是治疗中国许多疾病的良药。20世纪早年知识大众对新的科学知识的兴趣的发展速度之快，证实了严复在使读者分享他的非常乐观的信念方面，取得了很大程度的成功。
（摘编自顾有信《将名称和实际配对：翻译和中国逻辑学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