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0年1月，化装成商人的陈独秀从北京前往上海，他的行李中有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他打算寻找一个合适人选将其翻译成中文。陈独秀的密友有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也正找人翻译，就让当时《民国日报》的主笔邵力子推荐人选，邵力子脱口而出：“能担任此任者，非陈望道莫属！”
陈望道是何许人也？1891年，陈望道出生于浙江义乌一个农民家庭，由于父亲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陈望道兄弟都接受了良好的学校教育。陈望道先后就读于义乌绣湖书院、金华中学、浙江之江大学，后到日本留学。
陈望道留学日本期间，正值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兴起，他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宣传社会主义的读物，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多的了解。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回到祖国，并接受著名教育家经亨颐的邀请，前往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陈望道等人在浙江一师进行新思潮宣传，给整个浙江带来极大冲击。反动当局责令一师对陈望道革职查办，这受到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反动当局随即出动警察包围学校，从而酿成著名的浙江“一师学潮”。这一学潮得到全国的声援，最终迫使反动当局收回成命。
“一师学潮”让陈望道认识到，倡导改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因此，当他接到邀请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就毫不犹豫接受了。
1920年早春，陈望道带着两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回到浙江义乌分水塘老宅，开始了翻译工作。老宅已经年久失修，再加上浙江早春天气寒冷，条件十分艰苦。陈望道不以为意，专心投入到翻译工作中，一日三餐也都是老母亲帮着打理并送到房间来。看着儿子因连续工作而身体消瘦，陈母包了些粽子，让他蘸红糖吃以补身体。陈母在屋外问红糖甜不甜时，陈望道连连回答“够甜了，够甜了”。等陈母进来收拾碗筷时，发现儿子满嘴墨汁。原来，陈望道全神贯注工作，竟然蘸了墨汁吃粽子，还感觉不到异味，实在是太过投入了。
1920年4月底，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工作，于5月中旬赶往上海交稿。经过陈独秀、李汉俊校阅，8月中旬，中译本《共产党宣言》1000册公开出版，被迅速抢购一空。到1926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已印行17版。鲁迅当时评价说：“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摘编自曾庆江《陈望道：千秋巨笔，首译“宣言”》）
材料二：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在语言上表现出明显的白话文倾向，这与他的政治和文化主张有着密切关系。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而1920年前后又恰是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曾在新文化运动阵地《新青年》任编辑的陈望道是这场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践行者和捍卫者，所以他的《共产党宣言》译本白话文风格是意料之中的。与文言相比，陈译本句子变长，四字格变少，“之乎者也”的文言功能词几乎绝迹。译文还大量使用文白过渡时期特有的助词“底”，且呈现出“底”“的”混用的现象，譬如“各国底语言”“社会底历史”“用自己党底宣言发表自己的意见”等。另外，译文偏向口语化，譬如“草了下列的宣言”“他的特色就是把阶级对抗弄简单了”。对于修辞学家陈望道而言，这未免不是一种用所谓“引车卖浆者言”的大众语来创立新的书面语风格的努力。在当时的中国，许多西洋词语都是直接采用日语译名，陈望道虽然以日译本为主要底本，但他在术语上并非全数照搬日译本现有的译法，而是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有选择性地修改。譬如日译本中的“绅士”和“绅士阀”，陈望道译作“有产者”“有产阶级”；日译本的“平民”，陈译本中作“无产者”。而在修辞方面，与日译本相比，陈译本在用词上更注重韵律节奏以及语言的生动性和表现力，如“革命要素”变换为“革命种子”，“农业的革命”变成了“土地革命”，两种阶级对立状态的“相敌视”转换为“对垒”，将资产阶级的发展从“没落”变换为“倾覆”。简言之，中译本在措辞上更为激烈，有着明显的“尖锐化”倾向，这可以理解为陈望道基于自己的信仰，为强调《共产党宣言》的立场、提高革命号召力、鼓动人们的斗志而来取的一种翻译策略。
（摘编自林风、冯倾城《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首译本》）
材料三：
从文本研究方面看，中国人对《共产党宣言》的解读主要有三种模式，即翻译性解读、注释性解读和考据性解读。所谓翻译性解读，是指为了更好地翻译《共产党宣言》文本所进行的各种理解，如对人名、地名、术语的理解。其中，包括对已有中文术语的选择运用和新术语的创造。我国学者的翻译性解读从翻译《共产党宣言》片段文字时就开始了。由于《共产党宣言》原文是德文，对不懂德文的人来说，要理解它的思想，首先就有一个翻译的问题。恩格斯说过，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是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中国人要准确翻译《共产党宣言》，就更加困难，要做好这件事情，不仅要懂得外文，还需要了解当时欧洲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背景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经历和语言风格等。早期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性解读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译词的随机性。如对马克思、恩格斯中文名字的翻译就有十多种。1899年在上海《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一文中，他们的名字被译为“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又有人译作“马克司”“嫣及尔”等；直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的《共产党宣言》才把他们的名字译为“马克思”“恩格斯”，此后固定下来。又如“资产阶级”一词，1899年译为“纠股办事之人”；1920年陈望道译为“有产阶级”；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才确定为“资产阶级”，并沿用至今。
（摘编自杨金海《<共产党宣言>在我国的文本解读史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