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时隔8年，那个写《活着》的余华又活了！他的长篇新作《文城》将由新经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文城》继续在人生、命运、时代等余华曾深刻挖掘的主题上求索，书写一个人在命运浪涛里的寻找，以及一群人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在溪镇人最初的印象里，林祥福是一个身上披戴雪花，头发和胡子遮住脸庞的男人，有着垂柳似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哪怕后来成了万亩荡和木器社的主人，他身上的谦卑和沉默依旧没有变。他的过去和一座谜一样的城联系在了一起，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找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他原本不属于这里，他的家乡在遥远的北方。为了一个承诺他将自己连根拔起，漂泊至此。往后的日子，他见识过温暖赤诚的心，也见识过冰冷无情的血。最终他徒劳无获，但许多人的牵挂和眼泪都留在了他身上。
自1990年代《活着》出版以来，从张艺谋改编同名电影，将福贵的经历搬上荧幕，到易烊千玺手写读后感，“随着福贵走在洒满盐的路上”，一代代读者，不分老幼，不分城乡，一遍遍读他的作品，从小说中看到现实，在感动中获得力量。《活着》让每个读过福贵故事的人都相信，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透过《文城》，读者也将在那个熟悉的余华身上，窥见他令人耳目一新的一面。余华曾这样谈写作：“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变了。”也许正是因此，他的许多小说都在书写记忆，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
在《文城》中，余华继续追寻一段被历史记忆封存的时光，同时，他也突破以往的创作，把故事背景上溯至《活着》之前那个更残酷的清末时代。余华在讲述这段往事时，承续了民间叙事的风格，不动声色地融入魔幻色彩，从不同视角讲述了林祥福、纪小美以及与他们相连的各色人物的爱恨悲欢、颠沛起伏，牵引出军阀混战、匪祸泛滥的时代之殇。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余华曾这样说，“我的每一次写作都让我回到南方。我现在叙述里的小镇已经是一个抽象的南方小镇了，是一个心理的暗示，也是一个想象的归宿。”而在《文城》中，余华不仅书写熟悉与亲切的南方小镇，还描绘种着高粱玉米的黄河北边。《文城》也将见证一个我们曾熟悉的余华的回归——那个采用底层视角、关注普通人“活着”的壮美故事、将历史和时代真正融入人物生活的余华，他是一位忠实的叙述者，也是一位耐心的聆听者。
这样的余华有着独特的文学力量，能够令自身经历截然不同的读者，与他的文字产生情感上的相通与共鸣。正如他所说，“我们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
(摘编自傅小平《余华长篇新作〈文城〉推出》，2021年02月22日《文学报》）
材料二：
这几天，一张著名作家余华在某培训机构活动中演讲《如何在中高考中写好作文》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热传。很多人都对此表示迷惑不解，还有人把此事直接上升到了“文学已死”的高度。
余华能不能教高考作文？以余华今时今日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当然有资格在公开场合谈论一下高考作文。
有人认为，余华是大作家，但未必了解高考作文怎么写。此类质疑不无道理，但又有些小题大做。首先，听一场演讲就能学会写作文本身就是天方夜谭；其次，余华演讲的主旨也不是教学，而是鼓励广大考生积极面对人生的挑战，希望他们爱上文学。
所以，完全没必要给余华扣上一个“文学已死”的大帽子。但余华教作文引发的争议，背后还有值得探究的真问题。
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余华所代表的纯文学和高考作文所代表的应试作文，评价标准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当下的作文教学或者说语文教育，该以何种方式接纳文学，很受社会关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20年浙江省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文章辞藻华丽、引经据典，惊艳了阅卷老师，得到满分。但当被公布在互联网上后，它遭到的却是“群嘲”——这位小作者不会“说人话”，华丽的语言之下，只有贫乏的思想。
平心而论，小作者没有错，高考作文本来就是要讲技巧的；网友们也没有错，没有人喜欢无病呻吟、卖弄技巧的文章。问题出在，优秀的高考作文和优秀的文学作品，未必是重合的。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一位能够在高考作文中获得高分的考生，可能应试技巧高超，但很可能不懂文学，也对文学没有多少兴趣。这种情况无疑是遗憾的——我们培养出了很多拥有应试技巧却未必有充足人文素养的“人才”。
余华的文学造诣再高，也未必是那个适应考试形势的教练员。余华和高考作文联系在一起，依然是一件值得欣慰的好事。社会在呼吁、政府在关心、高考在改革，这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的观念——高考作文的分数，不该是人生的目标。
语文和文学都需要“出圈”“破界”，互通有无，加强交流，以人为本，放眼未来。唯有如此，才能为国家培养更多全面发展、拥有更高素养的人才。
(摘编自202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李勤余《余华教作文引争议，背后的真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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