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般情况下，数字人文都被理解为以数字技术为方法，研究人文领域的相关问题。“数字”是方法，“人文”是对象。这种理解固然没错，但并不全面，原因在于，它只是将“人文”作为研究的对象来看待，忽略了研究的主体性问题，而主体性是人文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更强调人文研究中的“个性”“特色”以及研究者“情感”“悟性”等因素在研究活动中的介入。数字人文研究作为人文研究与数字技术的跨学科结合，同时包含了两个维度的趋向：其一是“人文研究数字化”，即用数字技术解决人文问题；其二是“数字技术人文化”，即以人文方式发展数字技术，让数字更人文。
作为研究方法的数字人文，其模式是将文化经典视为可编码的信息，将日常生活转换为可追溯的数据，将价值体系打。上可识别的标签，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和可视化技术等，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文本形态。数字人文研究者就是基于这一可视化的文本展开意义阐释。如果说那些作为“事实本身”的经典文献和行为活动相当于人文研究的“原初文本”的话，那么，经过数字人文方式处理过而形成的新的文本形态则是“次生文本”。相对于“原初文本”来说，“次生文本”毕竟与研究者之间“隔了一层”，需要充分调用研究者对“原初文本”的认知、对相关理论观念的理解以及对个人感性经验的体悟等。“次生文本”是寄生于“原初文本”的，但又对“原初文本”进行了数据化处理。这一过程本身就已包含了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次生文本”既可能是对“原初文本”的抽象化还原，也有可能包含着对“原初文本”的颠覆性解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数字人文方法引入人文研究，将会极大地扩展和丰富人文研究的层次和内涵，成为人文研究的延伸和补充。
数字人文研究在知识产生方面要解决的问题，比传统的人文研究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它需要研究者拥有传统人文研究“说文(文本)解字(文字、图像等符号)”的能力，能够通过文献处理、文本分析和意义阐释，完成对相关信息的阅读和观看，进而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感性经验和个人判断；另一方面，它还需要研究者拥有数字人文研究“看图(可视化图形)识字(数字、数据等信息)”的能力，能够从“次生文本”的各种图式、图形、符号、数字等信息中，形成对原初文本的意义挖掘和价值判断。进而，将两种研究方法做出的分析进行对比、参照，展开“原初文本”和“次生文本”之间交叉性质的反思性分析。
当然，以上两个特点的分析都建立在数字人文研究目前处于初级阶段基础上，初级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技术化”和“文献化”比重偏大，根本特点是在“人——机”关系中“人”的因素还处于支配性地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字人文方法也会不断地升级换代，“人——机”关系也会出现“人”的因素支配性作用不断下降，甚至出现“机”对“人”的控制和替代的可能。这也使得一些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方法常常抱有一种本能的敌意，认为这一研究隔绝了研究者面对“原初文本”的感性经验，将人文研究认知、理解、阐释和判断的权力让渡给了计算机软件程序。究其原因其实是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方法的双重误判：第一重误判是对数字人文方法目前只能应用于人文研究初级阶段的蔑视，另一重误判则是受当前各种科幻大片渲染的超级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后人类”“超人类”甚至“反人类”的技术恐慌。其实，我们对待数字人文的最好态度，既不是拥抱，也不是逃离，而是真诚的握手。
(摘编自曾军《数字人文的人文之维》)
材料二：
数字的技术、工具和媒介确实为数字人文学术研究与传播方式带来了机遇，但同时数字人文面临的挑战也已显现，它的发展无疑改变了传统的学术研究思维方式。
王涛教授表示，数字人文与传统历史研究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合作的关系。数字人文不是为了取代传统学术研究方法，而是为历史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跨界合作的思路。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不会被抛弃，而是在“历史学的方法库存”中，又添置了一个新的设备而已。数字人文的方法和理念是为了解决真实存在的历史研究的问题，而不是为了追求虚幻的高科技。
对于人文科学来说，数字技术不仅仅是方法的改变，还提出了更为本质的问题，如哪些对象可以被数字化，哪些对象无法被数字化。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能够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划出一条界限：意义本身不可数字化，可数字化的是意义之外化物和遗留物。以《梵高的鞋》为例，这幅画能够数字化为数字作品，但是其原始的光晕却无法数字化。如此，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深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让研究者面对一个三元难题：无法被数字化之物、能够被数字化的原始事实与被建构出来的数字事实的关系。这一难题的存在意味着将数字技术理解为工具是不足的，需要加以超越。
数字人文的核心是“人文”，着眼于人类生存意义这一终极的人文问题，数字人文研究需要超越技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在这个充满了活力的领域，数字人文学者不能再单兵作战，而应加强协作，加强跨界合作创新，并提倡文化批评，以此包容不同形式的学术研究和批评方法，提升数字人文的学术能力。
(摘编自杜娟、刘慧慧《“数字”打开“人文”新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