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除了包括佛道信仰和有关鬼神精怪的民间信仰在内的特定信仰背景外，志怪小说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小说的作者。志怪小说家有不少是道徒方士，也有一些是佛教信徒。但是由于志怪小说记录的性质，还有一些小说意味很明显的作品，具有民间传说的背景。这一点，有的在文本上就可以看出，如《搜神记》中的《李寄》，篇尾称“其歌谣至今存焉”，同书《韩凭夫妇》也有类似交代。这都表明作品所叙故事有广泛的民间基础。即使一些没有这种说明的文本，其民间传说特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搜神记》中的《董永》复见于《孝子传》等书，表明其传播之广；而《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属于著名的“田螺女传说”。
由于这一原因，一方面小说家只是一个叙述者或转述者，他们在创作上往往不作过度发挥而有所节制。另一方面，小说也因此体现了下层民众的感情心态，这甚至在那些宗教意味很强的作品中也是如此。如颜之推笃信佛法，他的《冤魂志》宣扬因果报应，但因笔涉现实，多有反映民众心理的描写。
（刘勇强《志怪小说：背景与艺术》）
材料二：
《聊斋》素以写鬼著称，鬼所以成为蒲氏描述的对象，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其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心理基础。鬼的传说与灵魂信仰有关，来自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观念。佛教传入中土之后，鬼魂观念又与轮回说相结合，鬼可以转世。根据死因的不同，鬼又区分为不同的种类。鬼在人们心目中，往往与人为敌，作祟人间。然而聊斋先生却巧妙地运用这一俗文化心理，赋鬼魂以独特的意义。不是张皇鬼魂而是借以写志，这是《聊斋》与六朝志怪及其他志怪小说的重要区别。《聊斋》中的鬼有几个显著特点：鬼有善恶之别，并非都作祟于人；在正义力量感召之下，鬼可为人所用；鬼与人可以建立真挚的友谊和热烈的爱情。当然，这些特点在民间已有流传，蒲氏不过使其更加突出，更加鲜明罢了。
（王平《<聊斋志异>与民间鬼魅观念》）
材料三：
蒲松龄的狐鬼幻想洋溢着民间之气，散发着浓郁的民间趣味。邹弢《三借庐笔谈》写蒲氏著书时，携带茶壶烟包坐在大道旁，“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虽然不足征信，但它却以小说的笔调渲染了一位小说家的乡野味，一种不同于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之官邸味的令人神往的审美趣味。它也许不及《阅微草堂笔记》来得典重，却有其难以望尘的自由。它的幻想，不板不俗，充满灵性。它不必碍着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与宋儒争论着格物致知的是非，才在“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缝隙中找到志怪小说存在的合理性。它尽可以依凭村夫野老津津乐道的“灵魂不灭”的原始信仰，在出入于人与鬼、躯壳与灵魂之间不断触发审美灵感，从而形成《聊斋》的另一个叙事特征，即灵魂幻想的新颖感和丰富性，把我国志怪小说对鬼魂、生人灵魂和魂体错位的描写，推向开阔而绚丽的境界。
（杨义《充满灵性的幻想和叙事方式》）
材料四：
中国人喜欢说鬼，也喜欢听说鬼，无论缙绅士大夫，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鲜有不道听途说，耳濡目染的。茶余饭后，瓜棚李架，民间多的是滋生鬼故事的土壤。怪怪奇奇，口耳相传，老百姓借此打发平淡的日子，添加人生的情趣，宣泄郁抑的心灵。“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中国的士大夫，向来号称以读书明理为旨归，自然也要禀承经典的训诲。但事实上，对于鬼怪神仙世界，他们并没有减少兴趣。好奇是人的天性。当年苏东坡先生强人说鬼，无非也是对鬼故事中溢出的奇意妙趣情有独钟罢了，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态度是何等豁达。
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关于鬼的故事可以说汗牛充栋，既有来自民间的传闻，源于异域的怪谈，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文人记录传写，即景遣兴，或者是文士精心创作，别有寄托。周作人说过，“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搜求，为的是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反过来说，则人间的鬼怪伎俩也值得注意，为的可以认识人里边的鬼吧”。
鬼里边不仅有人情事理，也有人的想象力。写鬼故事，是对人的想象力的测验。2008年，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时说：“小说的历史是一部人类的解放史：设想我们自己处于别人的境地，运用想象力摆脱我们的身份，于是我们获得了自由。”人类通过小说，通过文学的想象，来摆脱自我身份的束缚，达到自我解放的目的。这段话讲的是广义的小说，我却觉得，它对志怪小说特别合适。
美国学者萨义德说：“没有对立面和负面的属性是不能存在的：就像野蛮人之于希腊人，非洲人、东方人之于欧洲人等等。反之亦然。”在人眼中，鬼的很多属性正是负面的，与人相对立的。在这个意义上，鬼可以说是人的“他者”。因为有了鬼这样一面镜子，人明确了自身的文化身份，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认同，还获得了人类没有的自由。
（程章灿《鬼话连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