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文明，两者的关键区别究竟何在？梁启超说：“中国重礼治，西方重法治。”钱穆赞扬此语“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数十年后，钱穆又说：“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梁启超、钱穆将中国文化的核心归结为礼治，绝非向壁虚造，而是渊源有自。
在中国文化中，礼是理的同义词。在中国人看来，人是按照礼，也就是理性要求来生活的，其它动物则不能。人有文化自觉，通过礼自别于禽兽，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人生第一要义。礼也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这是更高一个层次的区别。孔子作《春秋》，欲为万世龟鉴。春秋乱世，本质上是文明与野蛮的斗争，即“礼”者与“非礼”的斗争。而历史的进步，是在文明战胜野蛮之后。礼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准则、修身的主要门径。中国文化要求人们努力修为，勉为道德高尚的君子，甚至成圣成贤，其间的取径则是礼乐人生、外内双修。因此，中国人在童蒙教育阶段即教以礼，不学礼，无以立。从束发开始，每逢人生的转折点，也都会寓教于礼，通过冠礼、婚礼、相见礼、饮酒礼、射礼、丧礼、祭礼等一系列“人生礼仪”进行指导，在总体上维持了全民族的文明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礼是民族凝聚的核心。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各地风俗更是歧异，对政府而言，如果没有统一的行为规范，听之任之，不堪想象。经过两千多年的经营，礼超越于方言、风俗之上，彼此说话可以听不懂，年节习俗可以互异，但在礼的层面上却能彼此认同，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中国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统一趋势的深层原因。
如今，举国上下都在谈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汇通，愿望很好，但如果对两大文化没有深入的认识，盲目从事，就是不清醒的，甚至是有害的。
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以神为中心，一切都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按照《圣经》的说法，人有原罪，人性本恶，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人的灵魂。而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从周公制礼作乐起，民本主义迅速崛起，天意与民意几乎相同，人的自主意识抬头，人性本善，人的灵魂不仅要由自己来管理，而且能管好。礼是把抽象的道德转换到操作层面的不二法门，惟有经由礼，道德才能落实到人的身上，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在当代中国，传统礼学依然有其生命力。近几十年的社会变革证明，物质与精神，犹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在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精神层面的需求就会提上议事日程。近年，各地纷纷举办道德大讲堂，反映了社会对道德的呼唤。道德只有体现在人的身上，对人与社会的进步发生作用，道德才是鲜活的、有价值的，礼恰恰是把道德转换为可以操作的规范的完整体系。今天在社会秩序方面出现的种种乱象，包括某些国民出境旅游的种种不文明现象，归根到底是行为“失范”。
礼仪是文明民族的重要标志。中华五千年文明，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东方礼仪，甚至远播东亚，推动了朝鲜、日本文明的进程。中国文化中的礼，与修身、齐家密切相关，内涵极其丰富。社会在飞速发展，中华礼仪也定能完成现代转型，再度辉煌。
（节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