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加深，两岸民众之间的通婚逐渐增多，海峡两岸婚姻家庭也因此被誉为“第四通”。通过问卷调查和走访座谈发现，大部分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子女对中华民族文化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等，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瑰宝。其中部分人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内涵以及国学等有着较深入的了解，并能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思想约束自身行为。绝大部分的受访者肯定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并赞同“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优秀的民族”这一说法。但涉及国家身份，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就是大陆，而台湾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台湾居民常以“台湾人”自称。
在采访和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受访者了解民族文化的渠道是电视或网络，希望去大陆感受体会，但当前大多以旅游的方式前往。大部分受访者对中华文化有着一定的了解，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能够认识到传承中华文化的意义，但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对中华文化的践行存在着一定差异。在面对“是否有必要在学校开设介绍中华民族文化相关课程”的问题时，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有必要，但是被问及“是否愿意主动践行”时，回答却是否定的。
对这一群体展开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对于加深两岸之间的交流、促进彼此了解、促进两岸关系的友好发展以及继承、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有利于通过构建两岸的文化认同，形成两岸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归属感，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打下坚实基础。
（摘编自卢文刚《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子女民族文化认同研究》）
材料二：
人的认同从来就是多重的。人首先有血缘族群的身份，而以血缘为基础的族群认同，总是与其社会关系的性质相关联。每个国家一般都包含着许多民族或族群，而且世界秩序要求主权国家的基本稳定，如果族群认同过于强势，在多民族国家就可能“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危机就可能被某些预料不到的事件触发；如果国家认同强于族群认同，多民族国家就容易经历各种风雨变幻而保持统一。
文化认同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形式，它与族群相关，也与国家政治生活相关。作为中介认同形式，文化认同必须既与族群认同有交叠部分，也与国家认同有交叠部分。文化认同也与一定的地域相关，即使是同一个族群，在不同的地域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风格。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就是地域认同，这种认同不是族群的，而完全是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归属感。香港和澳门由于长期被西方国家殖民，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出现了比较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在回归之后，有些人的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完全重叠。当然，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既为是香港人或澳门人，也为是中国人感到骄傲。现在仍然存在认同危机的是台湾，这是由内战所造成的分治产生的。台湾与大陆之间民族文化认同是基本重叠的，但是国家认同出现了复杂的现象。很多人虽认同中国，但对中国的表述出现多种形式；也有部分人采取“台独”的立场。
中国自古就有“天下一体”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中国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为了国家统一，我们必须进一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和精神家园，从而扩大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交叠内容。共同的语言、政治仪式、文化符号等是保障国家认同的重要构成性因素，会强化公民的归属感。
（摘编自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
材料三：
每一个人都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同时在现代民族国家当中，每一个人也一定属于这一国家。但从认同的特点来看，民族认同先于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要形成国家，就必须由具备族体意识的人开展积极行动，各种局部的、游离的族群认同对于国家认同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局部性的民族认同本身不等于国家层面的国家认同，但是它们是国家认同的血肉，如果没有这些局部性的群体意识，国家认同就会形同空壳。
对于国家认同而言，多元文化主义往往强调血缘、文化传统特征等因素。例如，在确立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中，我们往往强调“中华儿女”“华夏民族礼仪之邦”等标识民族特征的因素。这些因素具有强大的纽带作用，强有力地缩小了各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了亲和力，有效地固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
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关注的是肯定“我们”的存在，而国家认同关注的是“我们”为什么存在。单纯的自我肯定的局限性反映在民族认同的被动性上，它使人的自我意识束缚在诸如血缘、语言、宗教或传统等实在因素之中。而要实现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就不能不考虑到“国家”这一体制的重要性，社会的整体利益只能借助主权国家的作用而得以实现。
（摘编自张宝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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