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儒家的理想结构中，国与家是同质的。家是国的微型形态，国是家的扩大形态。由家到国是有一段距离的，既有地理的距离，又有制度的距离。由家走向国，一方面须士人努力追求，另一方面要由朝廷来决定是否录用。家国的距离要经过一个“游”的过程。先秦的士基本上是游士，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四处奔走，游说诸侯。唐代的求仕者明确地自名为“宦游人”。游，处于家国之间，它包含着两种可能性：进入政治层和进不去。这里暗伏着产生多种悲剧意识的可能。其中最重要的是欲进不得，欲退又不甘，只能留滞他乡，满怀羁旅之愁。儒家理想培养的对家的浑厚情感始终在游子的心里波荡，儒家理想对士人的终极要求又使游子的心魂欲归难归。国与国之间的游主要指儒家理想之游：宦游。就整个文化而言，还有其他各种事游：商贾、行役、战争、公事、私事等。游子之心都深受儒家伦理情感的影响。“游”使中国文化产生了独有特色的悲剧意识，呈现出“伤别”“乡愁”“闺怨”“相思”等系列悲剧意识模式。
儒家理想是建立在农业社会血缘宗法制上的以伦理为中心的人生理想，它要实现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庭伦理秩序和政治伦理秩序。这个自我实现的理想是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然然发展愿望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结合的产物，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人的内在要求。它明显地忽视爱情的重要性。爱情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对追求安定、和平、持久的中国文化来说，则必须用礼规范住爱情的破坏性冲动。由修身马上进入齐家，修身的正、诚、修，就是要征服和压抑各种不符合文化之礼的意识。但如果被压抑的意识本身具有内在的合理性的话，它会不断地以变形的方式冲冒出来，形成独特的爱情悲剧意识：追求者与礼冲突的悲，被追求者在恋人与礼之间的选择之悲。
（摘编自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
材料二：
西方文化中的悲剧意识建基于柏拉图的“理念说”。柏拉图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理念世界”，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理念是人认识的目标。这开启了“主——客”式思想的先河，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主客二分成为西方哲学的主导。在柏拉图看来，理念世界是完美的、整一的、绝对的善，现实世界是有缺陷的，有限的；在笛卡尔看来，“我思”的背后还有一个“上帝”，上帝是更完善的、无限的观念，是不可怀疑的，“我”是有缺陷的，不完美的，我的完善依存于上帝本身。从西方传统哲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人类是不可能把握真理的，人类永远处于通向真理的途中，只有无限的接近真理而不可能占有真理。人因自身的有限而对无限产生渴望；因自身的不完善而向往完善的世界；因希望超越变动不定的现实世界而渴求进入永恒的理念世界。然而，人类自身的不完善却使人类自身与理念、现实与理想、有限与无限产生了巨大的对立和反差。悲剧意识就源于这种对立和反差之中。
在这种哲学思想支配下的希腊人，不怕神谕，不怕超越人世法则的惩罚，不把自己融和于自然之中，不去欣赏那和谐的秩序；反而是去颠覆这种和谐，为了征服自然，为了获得“美”，他们宁愿冒死一试。这样面对苦难、正视自我困境的人生态度演变成为了改变境遇的行动；这样悲剧意识成为了可能，行动成了古希腊悲剧的核心。这样，在古希腊的悲剧意识中体现出的是“人的自觉”，在“我是什么？”“我该怎么做？”“世界是什么？”这样一系列形而上学的追问思考中，形成了自我的心路历程。至文艺复兴，歌德的《浮士德》体现了欧洲人不断上升追求的历程，正如浮士德所说：“只要我一旦躺在逍遥榻上偷安，那我的一切便已算完。”应该说，不断发现、认识自我及自然社会的历程就是悲剧意识不断显现的过程，而这多是外在的压力。
基督教文化把古希腊以来悲剧意识的外在性转向了内在性。早期的基督教是认可自由意志和选择善恶的能力，亚当偷吃禁果正是自由意志的体现，仍然可以获得上帝的救赎。问题是自由意志可能背离善而趋向于恶，它可以入天堂也可以下地狱。在基督教看来，人的自由意志引诱人走向堕落和罪恶，人要获得永生只能信仰基督。这样基督教就内在地具有了否定现存秩序和世界合理性的因素，这与悲剧意识源于现实的缺陷与不完善就具有某种同构因素。这样，莎士比亚悲剧中充满的道德情感和对自由意志的质问，就内蕴了道德的悲剧意识。反观上帝缺席的西方大地，人性被物化，个人失落于荒原之中。焦虑与恐惧成了现代人的病症。
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悲剧意识在人性的丰富性中得以完整的展现，人与神、人与道德、人存在的冲突不仅内在于悲剧意识中，并且超越了自身，发展了中国文化所缺乏的悲剧精神。
（摘编自张黎明《西方文化与悲剧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