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的国家哲学则更加伦理化，连上天都被中国圣哲赋予人格意志。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创立了“性即理”的理学唯心主义国家哲学，认为人们内心本来就具有一切事物之理，具有封建伦理纲常，要求人们“去人欲”，维护和践行三纲五常，不要犯上作乱，才能“存天理”。之后，朱熹构建的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庞大唯心主义国家哲学体系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其地位几近孔子。继宋之后元、明、清三代统治者把发挥孔孟之道的程朱理学钦定为国家哲学。
——摘编自于今《国家哲学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概述》
材料二 理学在中国哲学的诸多历史发展阶段中是最重视终极关怀和超越性的，因为它吸收了以往的思想特别是佛、道二家的理论，在对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的把握和体证上，都比前代更为深刻，特别是由于科举的推动，理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俗世性。其中，王阳明的诗句“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更是典型地表现了理学“超越性”特点。它从关怀、体证作为宇宙和人性本源的超越性出发，着眼于追求超越的过程中精诚、热情与勇气的培养，对社会中坚力量士大夫群体的精神修炼和人格塑造，所起作用很大。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这种品格，对克服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纠治人类社会的诸多弊端，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张学智《宋明理学中的“终极关怀”问题》
完成下列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