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礼之用,和为贵。”“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材料二 汉文帝即位之初,将军陈武等主张对匈奴动兵,汉文帝的主张是:“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朕与单于皆捐往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汉景帝继续坚持汉文帝的民族政策。……贞观末年,唐与周边的突厥、吐谷浑、吐蕃、回纥、薛延陀、契丹等民族和睦相处,疆域空前广袤,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各民族之间相濡以沫,实现了“胡越一家”。
——整理自邱成岭《论中国古代民族政策观》。
材料三 新中国的“和平外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内容与表现。第一阶段(1949-1966年):“和平外交”以“保家卫国、广交朋友、倡导和平”为主。第二阶段(1966-1978年):“和平外交”以“不结同盟、利用矛盾、制止战争”为主要内容。第三阶段(1978-2000年):“和平外交”可概括为“韬光养晦、冷静观察、务实应对”。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和平外交”可概括为“和平崛起、积极参与、有所作为”。
——摘自董书含等《中国“和”文化与和平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