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二战后，美国以“大救星”的面貌“拯救”了欧洲。这时欧洲也的的确确需要美国。美国和苏联迅速陷入冷战尚未从二战期间的“恐德症”中恢复过来的西欧又患上了“恐苏症”。谁能保护虚弱不堪的西欧？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到了山姆大叔的肩上。应该说，这时的西欧急需美国为它“壮胆”。
——摘编自邢骅、苏惠民、王毅主编《新世纪北约的走向》
材料二：二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被提上日程。英国认为超国家机构会影响其与美国的特殊关系，降低其国际地位。鉴于社会普遍视欧洲为战乱和冲突的根源，英国政府仍把英国和英联邦及殖民地放在首位并宣称，“我们的事业和利益远在欧洲大陆之外”。20世纪50年代末，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率远高于英国，联邦德国和法国相继成为西欧第一、第二经济强国。英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走向高潮，英国对英联邦国家出口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相反，英国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经济比重却不断上升。1973年，英国最终加入欧共体。
材料三：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与欧洲盟友承担的责任必须是平衡的。例如，2014年的北约峰会曾通过一项决议，即2024年之前所有成员国将把防务开支上调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而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要求欧洲立即行动，而不是拖到2024年甚至更晚。对于欧洲而言，这种强制的方式很难接受。美国希望把北约的防御范围扩大，例如将网络攻击等虚拟世界的安全挑战也纳入北约的安全框架，同时突破地理限制，让北约担负起亚太地区安全挑战的应对。但欧洲并不认同将北约防务目标全球化，它们认为北约仍是一个区域性的安全组织，应主要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