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艺术创作者的跨媒介转换目标是否能够达成，艺术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参与情况至关重要。“距离感”也称“切近感”是影响文学跨媒介转换的接受机制的核心问题。发挥距离感或切近感的最大优势，以满足接受者的接受舒适或期待，应是跨媒介转换的重要目标。
如下两个有关转换的距离感和切近感的因素，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内视与外视”问题。文学接受动用的是“内视”，传媒艺术接受动用的是“外视”。文学接受过程有抽象性，传媒艺术接受有具象性。因此对于接受者来说，文学有可自由想象的切近感，传媒艺术有易看易懂的切近感。这与文学具有“超验性、陌生化、内在性和神秘性”，而传媒艺术更多的具有“经验性、生活化、熟悉化、外在性”有极大关系。二是“延时与瞬时”问题。文学可以让读者反复阅读、暂停阅读以探寻韵味，阅读过程中提供给读者相当的时间与作者、文本进行对话。因自主性和对话性强，对接受者来说，文学有其特殊的切近感。而传媒艺术观看往往是“一次过”，更为重要的是传媒艺术声画快速流转而给观众带来巨大的“惊颤性”，容易压缩甚至取消观众与作者、文本的对话时间和距离。因这种独特的观众“被包裹感”，使得对于接受者来说，传媒艺术也有其特殊的切近感。
面对跨媒介转换的接受机制，在关注“距离感”也就是“切近感”这个核心问题之外，还不能忽视下面两个问题。一个是“陌生与启动”问题。与面对全新的陌生文学文本时的阅读体验不同，对于观看改编后的传媒艺术作品而言，如果接受者看过原作，就需要有一定甚至较强的“内调适”。毕竟“先入为主”的对情节的了解，甚至对原作的崇拜感等，都是终究会发挥作用的“启动效应”。另一个是“圈层与破圈”问题。“圈层化—大众化（破圈）—再圈层化”的传受过程在当前一些网络文学改编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创作者寻找圈层化的小众化文本，将其加工成受大众追捧的传媒艺术作品，等大众接受的新鲜感和热情消失后，该作品的其他创作形式再次走向圈层化。
（摘编自刘俊、董传礼《简论融媒时代跨媒介转换的创作、接受和审美机制》）
材料二：
影片《阿Q正传》是迄今为止对鲁迅经典文本改编最为成功的作品，创作者对于原著“戏谑中含悲悯”的精神意蕴把握得非常透彻，并完整地承继了鲁迅作品极强的思想穿透性。经典文本中的阿Q以无业游民的形象出现，加及他诸多毫无逻辑的行径和作品本身的“审丑”风格，很容易使影片呈现出肤浅滑稽的闹剧形象，但是值得称赞的是，改编者在忠于原著艺术风格的基础上，还借用融合了鲁迅其他作品中的经典之处。比如借用作品《孔乙己》中的典型场所，将聚集阿Q和底层民众的议论场地设定为咸亨酒店，阿Q被枪毙后，酒店老板将他的名字从粉板上擦掉，抱怨道：“阿桂还欠我四十五文钱呢。”而阿Q在古轩亭口“鉴赏”了处死革命党人夏瑜的场景，没出数日自己也在此地命丧黄泉。这样的情节借用，不仅巧妙地融合了作品《药》的思想精髓，还完美阐释了鲁迅提出的国民隐匿的生存状态——中国人在生活中不但自己做戏，演给别人看，而且把别人的所作所为都当作戏来看。而阿Q身着白盔白甲，飘飘然臆想中的革命，只是一场“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荒诞闹剧，永远只是停留在“奴役与驱使—被奴役与被驱使”的精神贫瘠中，此时，影片的讽刺性和批判性，也在欢快的传统戏曲音乐和明快的色彩转换中达到巅峰。
电影《祝福》的改编也很成功。影片刻意隐去了叙述者“我”的内视角，用大量的篇幅着重描摹祥林嫂夫死子殇的过程，原著中一笔带过的贺老六，被重新刻画为善良笨拙的农民形象，而祥林嫂婚后生活的短暂幸福和接踵而来的巨大悲痛绝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促使受众以参与者的身份感知人物的悲剧色彩。
影片中“祥林嫂怒砍庙门槛”的情节颇受争议，一部分观点认为这种举动并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表现了祥林嫂的觉醒。笔者认为如果单从阅读文本分析，祥林嫂的反抗显然是缺乏逻辑性和说服力的。但是对于影视改编而言，叙事视角从“我”的内视角转变为俯瞰式的全知视角，将叙事者隐去，说明改编者已经选择舍弃作为“寻路者‘我’的困境”这一主题内蕴，只是将小说中隐显的部分进行拓充，单纯从祥林嫂被戕害的悲剧性出发，以“出逃—抗婚—屈服—追问”四大情节板块，凝练出祥林嫂的命运发展轨迹。祥林嫂面临阴（阎罗王）阳（鲁四老爷）两界的磨难排斥，绝望之下怒砍土地庙的门槛，只是因为绝望而产生质疑，并不代表她真正的觉醒，想要与神权观念和夫权逻辑发生根本性的决裂，因此才会引出冰天雪地里“人到底有没有魂灵”的追问。而且这样的改编还具有一定的文化破圈意义，毕竟文学经典和影视艺术的受众群体显著不同，创作者为了考量不同群体的观影口味，不得不在剧情改编上与观众建立情感上的互动。
（摘编自黎荔《文魅、重构、演绎：论鲁迅经典文本的影像跨媒介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