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
几乎所有的中国古典悲剧都离不开善恶报应，最后一般都是好人得到幸福，坏人受到惩罚。而西方悲剧却大不一样，从亚理斯多德开始一直是反对善恶报应的。同样是人，为什么中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有这么大的分歧呢？中国悲剧偏重于因果报应，明显地具有他律性，而西方悲剧强调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突出了行为的自律性。德国哲学家康德对行动的自律与他律有过深刻的研究，他认为他律的行动表现为：“因为我希望其他事情，所以我应该做这件事情。”而自律行动的特征为：“即使我不希望任何事情，我也应该如此这般做。例如，前者会说：如果我要维护我的名声我就不应该撒谎；后者会说：即使它一点也不会使我丧失名誉，我也不应该撒谎。”康德还指出，真正的道德法则必须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之上，以善恶报应为特点的他律原则并非真正的道德法则。为什么以道德严谨而闻名于世的中国人却偏偏创作出他律的悲剧，而道德情感较冷漠的西方人反而创作出自律的悲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考查一下中西方人对幸福和德行的不同态度。西方文化是突出个体的，他们比较注重个人的幸福。在服从道德准则的时候，他们不会耻于谈论个人利益，有时甚至为了个体的自由去挑战现存的道德。所以西方人的个体的幸福与道德之间矛盾尤为突出，虽然他们也设法协调两者的关系。实际上重智的西方人往往把幸福看得比德行还重要，他们只是在追求个人幸福的同时，兼顾道德法则，因为智慧主要是用来获得幸福的。西方人关于德与福的问题也体现在悲剧中。别林斯基在谈到悲剧时曾说：“如果主人公战胜了心灵的自然爱好而有利于道德法则，那么，幸福就永别了，生命的欢乐和魅力也永别了！他变成了行尸走肉……主人公如果遵循了心灵的自然爱好，那么他被自己认为是一个罪犯，成了良心的牺牲品。”西方悲剧中的人物几乎从不忘记自己是个不断追求幸福的人，虽然他们也相当重视道德原则。在两者并重的情况下，他们就没有必要期待额外的报应。如果不得不放弃幸福来完成道德使命时，他们绝不忍气吞声，而是听从自己情感的驱使，把自己的行为当法律，为了复仇杀死他人或近亲，甚至在绝望之余，杀死自己。这种抗争的成就感本身就已经是很好的回报，他们因此没有必要祈求别的报答。中国古人把德与福的关系称为义利关系。与西方相比，中国人更加重视整体，不是很突出个体的利益，基本上是重义轻利的。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程伊川甚至说：“公则一，私则万殊。至当归一，精义无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道家虽然与儒家有很大的区别，甚至对仁义道德进行了非议，但他们对个体利益的态度是相似的。此外，佛教也是重道德轻个人利益的。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主要思想流派都有重义轻利的倾向。然而人天生就有一种追求享受的倾向，不管古人怎样尽力构建道德的天地，德行本身并不能取代幸福。所以注重追求人格完美的中国古人（少数圣人也许是例外）不可能总是生活在道德的天地中，同样有着幸福的需求。但重道德的古人难以跳出道德之外去挑战现实来获得需求的满足，却试图通过道德的手段找到幸福，结果把道德变成通向幸福的途径，使道德法则的尊严大大降低，减少了自律的成分，增加了他律性。佛教与道教中的因果报应说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使中国人的道德增加了他律的成分。当然我们应当肯定，中国人的道德行为的原动力并非他律的，而是自律的，只是在个人的幸福得不到保证时，他们又不得不幻想出善恶报应关系。中国悲剧之所以离不开善恶报应关系，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古人太重视德行了。中国悲剧人物过于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却不太用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么一个善良的人却在现实中屡屡遭到无情的打击。人们面对这样的困惑，除了通过因果报应来获得慰藉之外，似乎难以找到别的出路，除非与西方人一样，积极地行动起来。
（摘编自《浅谈中西方悲剧》）
材料二：
中西方的悲剧精神不同。这个不同是由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决定的。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特征，崇尚个性和自由，富于冒险和开拓，讲求力量和技术；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否定勇气”。因此，西方悲剧中主人公的悲剧结局基本上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惊天动地的斗争体现了他生命的价值，他的死是问心无愧的。因此观众不会因为主人公的牺牲而绝望，而是被他不朽的斗争精神所感染。而中国文化是内陆型的，“它的政治思想是稳定，它的哲学思想是中和，它不是一种进取性，而是一种保守型的文化。”中国文化缺乏怀疑和否定的力量，中国人往往对不合理的东西采取容忍态度，反对矛盾冲突。中国文化的这种特征也体现在中国古典悲剧中。
所以中国悲剧人物往往不敢向传统观念挑战，他们的外在行动也就不能和西方悲剧人物一样大刀阔斧。小人物充当悲剧主角也是中国人对不合理现象容忍的结果，因为小人物就像路边的小草，任人们的脚踩却无力反抗。这些善良弱小的人物没有能力也没有想要积极地创造幸福，但又不甘心受苦到底。因此中国悲剧只好依靠外在的力量实现结尾的大团圆，以便获得“诗的正义”，即中国人所说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种快乐的结尾从表面上看是受苦人的希望，实际上却是被迫害者的精神鸦片。观众看了这种戏，虽然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但心中积极进取的欲望却被大大地削弱。
（摘编自《中西方悲剧的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