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新校舍（节选）
汪曾祺
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一些是借用原先的会馆、祠堂、学校，只有新校舍是联大自建的，也是联大的主体。有一座校门，极简陋，两扇大门是用木板钉成的，不施油漆，露着白茬。门楣横书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门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到了雨季，接连下雨，泥泞没足，极易滑倒。大路把新校舍分为东西两区。
大图书馆后面是大食堂，学生吃的饭是通红的糙米，装在几个大木桶里，盛饭的孤也是木头的，因此饭有木头的气味。饭里什么都有：砂粒、耗子屎……被称为“八宝饭”八个人一桌，四个菜，装在酱色的粗陶碗里。菜多盐而少油。常吃的菜是煮芸豆，还有一种叫做蘑芋豆腐的灰色的凉粉似的东西。
大图书馆的东面，是教室。土墙，铁皮顶。铁皮上涂了一层绿漆。有时下大雨，雨点敲得铁皮丁丁当当地响。教室里放着一些白木椅子，椅子是特制的，右手有一块羽毛球拍大小的木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随便搬动，从这间教室搬到那间。吴宓先生上《红楼梦》研究课，见下面有女生没有坐下，就立即走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一些颇有骑士风度的男同学于是追随吴先生之后，也去搬。到女同学都落座，吴先生才开始上课
我是个吊儿郎当的学生，不爱上课。有的教授授课是很严格的。教西洋通史的是皮名举，他要求学生记笔记，还要交历史地图，我有一次画了一张马其顿王国的地图先生在我的地图上批了两行字：“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朱自清先生教课也很认真，他教我们宋诗，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要交读书笔记，还要月考、期考，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
多数教授讲课很随便。刘文典先生教《昭明文选》，一个学期才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
闻一多先生上课时，学生是可以抽烟的。我上过他的“楚辞”。上第一课时，他打开高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这样讲唐诗，别的大学里大概没有。闻先生的课都不考试，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
唐兰先生教词选，基本上不讲。打起无锡腔调，把词“吟”一遍：“‘双鬓隔香红啊一—玉钗头上凤……’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讲过了。
我不好好上课，书倒真也读了一些，中文系办公室有一个小图书馆，通称系图书馆我和另外一两个同学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看书，系办公室的钥匙就由我们拿着，随时可以进去，系因书馆是开架的，要看什么书自己拿，不需要填卡片这些麻烦手续。有的同学看书是有目的有系统的，一个姓范的同学每天摘抄《大平御览》。我则是从心所欲，随便瞎看，我这种乱七八糟看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夜里，系图书馆很静，只有野外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我差不多每夜看书，到鸡叫才回宿舍睡觉。——因此我和同寝室那位姓刘的历史系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
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国民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事隔近五十年，我对这一警句还记得十分清楚。当时有一个“冬青社”（联大学生社团甚多），颇有影响，冬青社办了两块壁报，一块是《冬青诗刊》，一块就叫《冬青》，是刊载杂文和漫画的，冯友兰先生、查良钊先生、马约翰先生，都曾经被画进漫画。冯先生、查先生、马先生看了，也并不生气。
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文本二
我的老师沈从文（节选）
汪曾祺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说实话，沈先生真不大会讲课。他不像闻先生那样：长髯垂胸，双目炯炯，富于表情，语言的节奏感很强，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样：讲解很系统，要求很严格，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素无华，然而扎扎实实，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因为就学生的文章来谈问题，也很难有系统，大都是随意而谈，声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未变，也因为他的讲话内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个思想很流动跳跃的人，常常是才说东，忽而又说西。沈先生真不是个长于逻辑思维的人，他从来不讲什么理论，他讲的都是自己从刻苦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之谈，没有一句从书本上抄来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