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党史学习教育最终要落
实到力行上，落实到为群众办实事上。
力行，《中庸》记载：“力行近乎仁。”其大意为努力实行，竭尽全力去做事就接近仁了。原文是：“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努力行事之仁与好学之智、知耻之勇一并成为儒者必修的三个功夫。儒家尊奉“中庸”为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主张不偏不倚、过犹不及，但是中庸并不意味着不思进取、不求突破、迂腐保守、不作为。细读《中庸》，其通篇都在告诫我们要至诚至性，率性而为，行乎当行，止乎当止，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等很多力行、重行思想，将力行作为君子之大德。
那么，力行何以成为君子之仁德？首先，中国传统思想历来重行，并且深知“行之难”。《尚书·说命中》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懂得道理很容易，难的是付诸行动，孔子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也正是由于做到很难，才更凸显力行者的道德品质和人生境界。其次，德性最终要通过“行”展现出来。“内圣外王”是传统儒家的基本主张，也是历代儒者的不懈追求。圣人之道就是要以上率下，真诚地展现自己的治世之德
和经世之能，殚精竭虑地谋事成事，化育万物，感动他人。
到宋明时期，力行思想得到空前发展。北宋张载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将力行的人格境界提升到新的高度。这一时期，陈亮的事功学说、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尽管在知与行上各有侧重，但是在强调力行的重要性上却是一致的。陈亮主张“重实事”“讲实学”，致力于“济时、救国、经世、致用”。《朱子语录》记载朱熹的观点：“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阳明心学以“知行合一”扬弃了“知先行后”的思想，提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的观点，知和行是一回事，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力行才是“致良知”的真功夫，良知之理要贯穿在具体行为和实际活动中。到近代，孙中山先生提出“行先知后”“知难行易”的知行观，虽然与“知易行难”的传统知行观表述相异，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孙中山先生希冀通过唤醒民众随其共图革命以实现中国之重生的政治抱负，依旧是力行、重行的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忠实实践。
力行早已沉淀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标识。它发端于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开疆拓土的艰辛创业中，它凝结在中华儿女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铸就的伟大精神中，它展现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对民族危机救亡图存的艰难探索中，它发展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寻求民族自立自强的伟大事业中。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反复强调力行、实干的重要性和关键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在这个关键当口，全国人民勤力同心、坚毅前行，必将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
（摘编自董冰《力行近乎仁》原载于《光明日报》2021年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