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中期理学家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先民之“斥巧”，不是排斥或否定有关“技术”“技艺”“技巧”之“精熟”“熟练”“工巧”等，而是反对实践主体“作伪”“使用权谋”以及重视外在修饰、超越事物本身等做法。
这一文化习尚，至北宋中期发生了重大转变。其重要标志，即为周敦颐《拙赋》“尚拙”而“斥巧”思想的提出，以及邵雍、张载等人对于“巧”“拙”问题的相关探讨。周敦颐《拙赋》较为系统地表述了其“巧贼拙德”思想，将“巧”“拙”相连，“贼”“德”对举，“贼”指邪恶、有害的品质，“德”则是关乎美好的特性。并从体、用、文三个层面，对“巧”“拙”范畴进行了严格界定。周敦颐对于“巧”“拙”这对范畴的系统阐释，较之其前后的北宋人物是有明显差异的。如范仲淹有诗句：“拙可存吾朴，静可逸吾神。”只是从功用性方面来推扬“拙”，而尚未从体、用、文等层面予以深究。而苏辙的“以拙养巧，以讷养辩”，但也只是以“拙”“讷”为行为方式而罔顾其体用。再如彼时重要的文化领袖人物如欧阳修、刘敞、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或对于“巧”“拙”问题没有重视，或所见甚浅，远比不上周敦颐《拙赋》所具备的系统性和深刻性。
周敦颐《拙赋》所倡导的“巧贼拙德”审美理想，经过程颐、杨时、胡寅、张栻、朱熹等人的发挥，“尚拙”而“斥巧”观念从纯粹的功用性层面发展为具备本体论、价值论、目的论的特征，并与“求道”“向学”“为文”等相联系，成为两宋理学家颇为重视的理学命题。从两宋理学诗的总体情况来看，理学家的“巧贼拙德”思想及其影响下的审美理想，对理学家诗歌创作及理学诗呈现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两宋理学家的“巧贼拙德”审美理想，呈现为“尚拙”“斥巧”等理学诗主题。对“巧贼拙德”义蕴的探讨、以“尚拙”而“斥巧”为判断事物的标准，是这一类诗歌的主要内容。一些理学诗，往往把“拙”视为传统儒学的根本特征加以凸显。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理学家在诗歌批评方面，亦表达出“尚拙”而“斥巧”的思想追求。但从理学家的全部诗作来看，表达“尚拙”而“斥巧”的诗歌数量并不多。
一些理学家还以“拙”为名号，与之相联系，一些理学家以之为诗题，写作了不少诗篇。这些诗篇的内容往往以近乎注疏、笺释等形式，来阐释、说明“拙”“鲁”等话语精义。这些诗作，与彼时理学家“巧贼拙德”思想有紧密关联。
“巧贼拙德”审美理想，也在两宋理学诗形式、风格方面有所表现。在周敦颐提出“巧贼拙德”命题之后，复经胡寅、张栻、朱熹、刘宰、魏了翁等人的探讨，“拙”逐渐取得了“德性之知”的属性特征，并成为“问学”“作文”等的判断标准。由此，“斥巧”而“尚拙”实现了从德性之知到见闻之知的全面覆盖，“以拙为美”“尚拙”等顺乎自然地成为理学家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
与理学家的“巧贼拙德”审美理想相关，两宋理学诗表现出有意识地对传统诗歌艺术技巧和表现方式的疏离。一些理学家的诗歌创作，不讲究押韵、用典，也不注重字面用语的锤炼，近乎用一种随口漫吟的方式写诗。
除此之外，两宋理学家的“巧贼拙德”审美理想，也对一些理学家的诗歌风格产生了影响。两宋时期不少的理学诗人，其诗歌风格具有质朴、朴质、笃实、质俚等特征，这些特征为“拙”话语义蕴所统摄或包含。
宋代理学家对于“巧贼拙德”话语义蕴的递相阐释和诗歌书写，对之后的理学家及其影响下的文人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由此，“巧贼拙德”话语成为了宋明理学体系中的重要理论范畴，实现了从哲学话语到审美话语的内涵转换，并在自北宋中期直至清代的诗歌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书写或表达。此外，“巧贼拙德”话语亦形塑了后世文学、绘画、艺术等文化部类的审美标准和作品面貌，表征了理学思想对于其他文化部类的浸润或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