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古代,没有哪个民族比雅典更重视自由演说,希腊文明与演说自由密切相关。在雅典,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演说家通过自己的雄排才能,宣扬民主、自由,赢得多数人民的支持,完成自己民主改革的使命。由于雅典公民大会议事时留给演说家的时间并不多,因此,能够在公民大会上演说的演说家也只能是少数被人们信任的人。这些人往往成为城邦事务的实际领导者,利用人民的信任推行公民大会的决议。虽然演说家的出现往往招致反对派的不满,但他们作为城邦政治的孪生物,却能够积极维护公民的权利,捍卫城邦的政治地位,并使雅典公民大会一直对寡头政治取向心存警惕。
——摘编自杨巨平、王志超《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材料二: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领袖往往也是军事将领,雅典将军普遍参与政治活动。公元前4世纪时期,将军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趋减弱,公民大会受到演说家的控制,演说家成为政治上的活跃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伯里克利是雅典将军参政向演说家参政的转折点,在伯里克利之后,雅典将军与演说家在政治上逐渐分离,演说家与将军区分十分明显。演说家的出现符合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演说家是雅典民主政治始终都存在的传统。公元前5世纪后期以及公元前4世纪的战争,虽然给雅典将军提供了展示军事实力的舞台,但长期的海外作战,也割断了将军与政治的关系,雅典政治领袖逐渐由将军向演说家转变。
——摘编自晏绍祥、张岩《“沉默的”将军:古典时期雅典将军参政情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