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典籍汗牛充栋，但真正的“经典”却屈指可数。其中尤以《五经》最为重要。《诗经》是《五经》之中最特殊的一种，它既是“经”，也是“诗”：它也是《五经》之中最重要的一种，出现时间最早，最为可靠，“精金美玉，字字可宝”（渠启超语）。“五四”以后，《诗经》因其自身的特质更多地被视为“文学”。而纵观两千余年的经学历程，我们不难断言，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最重要的一点，还应当说是其“礼乐教化”的功能，以及由此所造就的“诗教”传统。
形成于西周初年的礼乐制度，旨在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和谐。“诗”“乐”不分，《诗经》天然地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由孔子编订的《诗经》三百余篇，其内容丰富，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因而其“诗教”意义，也是多层次、全方位的。
秦始皇三十三年，《诗经》遭遇“泰火”，但仍得以保全。汉兴。传诗者有鲁、齐.韩、毛等诸家。经过东汉前期的今、古文斗争。《毛诗》流传渐广，又因郑玄总结诸古文经师的成果，兼采今文经说，为毛氏《诗诂训传》作笺，终于大显于世，成为后世诵习《诗经》的主要读本，也可以说是唯一的版本。《毛诗》之所以能够超越“三家诗”，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其《诗序》的存在。及其“依序解诗”的补实学风，最终“把《三百篇》做了政治课本”（闻一多《匡斋尺牍》）。《毛诗》之“序”是诗经学史上最为错综复杂、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宋代以后，对“序”的态度，成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重要的分水岭。而“五四”以后，不少学者甚至将《诗序》视为《诗经》研究的最大障碍。当今也有学者基于《诗序》明确提出的“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种，莫近于诗”，将《诗经》对于社会安定与世俗教化方面的巨大功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诗序》对诗教的规范做了明确的总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所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在汉代确立其地位的《毛诗》及其“诗教”传统，经魏晋面北朝的演变，在唐代得到系统性的强化，汉唐诗经学也由此达到顶点。唐人在汉代“美刺”观念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挥《毛诗》的“雅”“颂”之政教功能，并将其用于日常政治活动之中。同时，唐代的料举考试，也突出雅、颂的作用和意义。宋代以后，理学大兴，但《诗经》的政较功能一直不曾弱化，其影响依然不减。科举时代，《五经》取士，《诗经》是学子必读的教料书。由学而仕，士子表率社会，进而影响四野，经典就这样一代代如春雨润物无声。
古代中国的礼乐制度，不仅仅是一种典章制度，在实际生活中，它规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几千年来，中国这片土地虽也饱经灾难，但社会依然能够保持一种平和之气，百姓温柔敦厚，经典的教化和滋养，不能说没有功劳。
（摘编自马庆洲《<毛诗>中国礼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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