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社会巨变的战国时期。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 宋初统治者认识到官员的俸禄与其廉洁的关系，实行了一项精简官员编制、合并州县、提高官吏待遇的政策。州县官员编制精简后，每位州县官加俸五千钱，之后又不断增加各种额外的津贴。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给予官员的俸禄待遇是最为优厚的。宋代的这种高薪制，对于官员的廉政有正面的保障作用。
——《宋史》
材料三 朱元璋坚持“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的观点，立下了“杀尽贪官”的决心，制定峻法，惩治贪官。《大诰》就是其重典治贪的具体表现。《大诰》中普列各式酷刑，如断手、斩趾、阉割、枭首、凌迟等三十多种。朱元璋还创造“剥皮实草”之刑，凡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朱元璋还建立了厂卫制度，锦衣卫直接绕过国家正常的司法机构进行缉捕、拷问，其主要惩治对象是不法官吏。
——单卫华、赖红卫、张相军《中国廉政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