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于直播的商业逻辑，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认为，视频直播实现了内容的快速生产，生产者和受众直接建立联系，又可以通过“打赏”的方式获得利润，毫无疑问，经济收益是全民直播现象的重要推手。视频直播具备快速变现功能，即打赏功能，让当红主播可以快速获得收益，也因此吸引了风险投资快速涌入。中国现在互联网用户基数过大，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些人的日常娱乐活动自然会选择低成本的视频直播。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博士指出，中国年轻人的娱乐模式和信息消费模式已经发生改变，直播的用户也以年轻人居多。直播的主播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居多。传统的电视广播已经在慢慢地走下坡路，中老年人主要消费在这一层面。
报道称，由于网络直播门槛非常低，造成质量参差不齐，但仍然有一些内容是高质量的。韩连潮认为，直播形式造就了一批草根主播，让很多民众有机会崛起。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
材料二：
《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直播平台、主播、观看者都提出要求。其中，对网络主播实行“实名制+黑名单”制度，禁止被纳入黑名单的主播重新注册号，这被称为最严新规。
《规定》提出，不得利用直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传播淫秽色情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利用互联网直播服务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网络直播平台应记录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发布内容和日志信息，保存六十日。
除了直播平台和主播，《规定》对直播观看者也提出要求，用户在参与直播互动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文明互动，理性表达。
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时主播很正经，但有些弹幕或观看者的留言却暧昧甚至污秽。《规定》对此指出，直播平台应当加强对评论、弹幕等直播互动环节的实时管理，配备相应管理人员。
（摘编自央广网）
材料三：
【注】某网络直播平台主播为提高个人的关注度和收入，公然在广州地铁内自导自演拍摄摆桌吃饭、挂衣服、饮酒等行为视频并上传至网络。随后该主播及其助手被警方以扰乱地铁秩序、影响地铁安全为由抓捕归案。
材料四：
报告数据显示，主播人数分布最多的前15个城市中北京、上海霸占了前两名，而前15个城市中的东三省城市的主播人数占这份榜单总人数的比例为16%，为人数最多的区域。从更广的地域范围来看，北上广深的职业主播占23%，二线省会城市的占32%，三、四线城市的占30%，其他城市的占15%。
从年龄层来看，职业主播近一半的人来自1990—1995年这一年龄段，1990—1995年龄段主播占比48%，“95后”占比18%。
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与共青团北京市委开展的调研显示，33.1%的网络主播月收入500元以下，14.6%的网络主播月收入500至1000元，15.9%的网络主播月收入1000至2000元，18.0%的网络主播月收入2000至5000元，不到一成的网络主播月收入5000至10000元，不到一成的网络主播月收入万元以上。
（摘编自《每日经济新闻》《法制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