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传统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政治被称为礼乐政治。就中国古人对诗、礼、乐的理解看，我们很难分清它到底是属于美学还是伦理学的问题。“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乐”却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也就是说，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或者美学与道德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其一体性要远远大于分离性。
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美与善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与善不可相互取代，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降，中国儒家向来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所谓以美储善，就是通过美对善的渗透和包容，使美成为道德的容器和存在境域。春秋时代，孔子对西周政治推崇备至，一段时间梦不见周公就心怀惶恐。但他在讲西周政治的特色时并没有讲到善或道德的问题，而是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说明人文性的美并不仅仅是为善的到来铺陈前奏，而是对至善之境具有整体的涵盖和弥漫性。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孟子认为涵养内在的“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的状态，由此显现的形象的光辉就是崇高。
在中国古代，美一方面涵养道德，另一方面引领道德；它在个体层面涉及“以美立人”问题，在国家层面涉及“以美立国”问题。一种美德共济、美善相乐的雅化国风正是借此得以形成。在美与德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思想者之所以以美和艺术作为国家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原因无非在于美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者之所以持之以恒地对其人民进行诗教和乐教，根本原因在于看到了美和艺术对人性之善的发蒙、滋养和化育作用。从中国历史看，由儒家确立的社会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之所以具有纵贯数千年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借助美和艺术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活化了社会伦理秩序，软化了诸多人伦规则的机械和僵硬，使其更合乎人性和人情。
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刻地体认美育之于中国当代学校乃至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国家道德建设开启出一条更趋行稳致远的道路。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
材料二：
所谓“乐诗之教”，指的是儒家以歌辞演唱、音乐伴奏、舞蹈搬演等文艺方式来推行公共教化，以实现其社会伦理与政治意图的一种教育形式。
在“乐”与“诗”有机融合的和谐氛围里，通过耳目器官的闻见感知，来进行心灵反思以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进而达到感化他人与教化社会的效果。孟子曾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所谓“仁言”，就是一种将某种道理告之于人的理性说教；所谓“仁声”，则相当于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某种道理演绎出来，让人在感官感知的基础上去体认这种道理。为什么“乐诗”能达到教化的效果？儒家认为，“乐诗”能够“治心”，也就是“乐诗”能激发道德心。而道德心是一切社会良好秩序的前提。这也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君子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
儒家认为，霸道是凭借武力或暴力等强制力量来推行其政治目的的，而王道则是通过征服人们的内在心灵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故在推行王道的过程中，类似于“乐诗”之类平和人心的怀柔之术是不可或缺的。当然，乐诗之教要与礼、刑、政等手段相互配合，以便在奉行王道的过程中达到刚柔并济的社会功效。“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礼记·乐记》），故“乐诗”以柔性来教化政治，自然可以与礼、政、刑等冶理手段一起来实现王道。
儒家认为，音乐与政治相通，可以作为判断为政得失的一项指标。《诗经》里的诗歌，不仅“雅诗”与“颂诗”里有很多诗篇直接与政治相联系，就连“风诗”里也有很多诗篇与各类政治事件密切相关，或者可以从政治视角予以解读。春秋后期吴公子季札赴鲁观乐时，从鲁国人为其演唱与表演的《诗经》不同歌诗内容和乐舞形式之中，发现了政治与德性的差异，由此对政治事务进行社会评述。
（摘编自朱承《乐诗之教》）
材料三：
儒家学说的哲学基础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既是儒家的思维方式，也是儒家学说区别于墨家学说和法家学说的根本依据。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是中庸之道的另一种表述，即走道路中间。不然，不是极端冒进，就是不思进取。孔子回答别人的问题，“叩其两端而竭焉”，把利弊得失都说清楚，全面地看问题。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与人和气相处，但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墨家主张舍己为人，法家宣扬人人为已，儒家主张既为自己也为别人。
《孟子·离娄》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荀子·王制》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无论是把君与臣比喻成腹心与手足的关系，还是把君与民比喻为舟与水的关系，都是强调双方相互依存、相互理解。这是从两个相反立场看问题，不是为一方献计献策。在中国思想史上，为强势阶层摇旗呐喊的是法家，为弱势群体奔走呼号的是墨家，儒家居中。
仲弓请教为政之道，孔子答“举贤才”。贤才就是德才兼备之人。孟子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荀子则主张：“无德不贵，无能不官。”儒家对政府官员的要求，既与墨家偏重于道德不同，也与法家仅仅强调能力不同，而是二者兼顾。
对社会成员的管理，儒家主张教罚并用。儒家重视教育与学习，《论语》开篇是《学而》，《荀子》开篇是《劝学》和《修身》，都把培养社会化的人作为政治的核心任务之一。儒家也重视法律，《荀子》把法律比作水尺，指出人们涉水而行需要看水尺，人们的社会活动则需要看法律。儒家既强调教育，也重视刑罚，但以前者为先导。这既与墨家偏重于仿效楷模不同，也与法家单纯强调法律有异。
由上可见，儒家凡事站在相反的立场看问题，平衡双方的利益。这是儒家的思维方式和处事逻辑，是贯穿于儒家全部学说的一条看不见的脉络。中庸之道是儒学的灵魂。不明乎此，就事论事，看到的儒家学说只能是一堆碎片。
（摘编自张荣明《中庸之道是儒学的哲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