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劳动与人的关系是密切的。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就一般的日常理解而言，劳动是付出体力或脑力进行工作，以期满足生产生活需要或者换取酬劳的活动。但如何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创造人”推演出劳动的育人价值，却不能一蹴而就。从教育学的立场出发，要探明“劳动独特的育人价值”，就需要说明劳动教育有哪些区别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地方，其他四育薄弱和缺失的环节又如何能通过劳动教育得以完善。
首先，需要厘清劳动教育和德育的关系。部分学者认为劳动价值观的培育是劳动教育的首要目的，甚至认为“劳动教育虽然包括劳动技能学习、调节紧张学习生活等功能，但其最核心、最本质的价值目标却只能是：培育学生尊重劳动的价值观”。价值观的形成毫无疑问是劳动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对劳动价值观的过度强调，也有可能遮蔽更加丰富的教育意义。劳动作为对体力和脑力的使用，对外部世界的改变和对人自身的塑造，应该具有从身到心，从体到德更加丰富的内涵。如果只聚焦于价值观的培养，就有可能又把劳动教育变成了某种变相的德育或政治教育，这同样是对劳动教育整体目标的偏离。
其次，需要辩证地理解劳动教育中体力和脑力的关系。部分研究者认为劳动教育中的“劳动”，并不包括“狭义的脑力劳动”和“纯粹智力活动”。另一部分研究者往往又强调不能仅仅把劳动视为体力劳动，要重视当下“脑力劳动的比重不断增加、新形态的劳动不断形成”的特征，若一味强调“出力流汗”，劳动教育就会严重脱离时代与社会实际。这种冲突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怎样考虑劳动教育中的身体和智力的关系？劳动形态的扩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成人劳动世界的结构和分类，然而这种变化是青少年儿童身心发展和学习劳动的应然参照吗？教育者需要深入反省身体和精神的对立，将其还原到身心发展的层次和顺序上去形成可供劳动教育参照的身心关系。
最后，劳动教育也要区别于生计教育或职业教育。诚然，从学校毕业之后，多数人都会进入各类劳动岗位，这是教育服务于社会的功能。但是，从教育本身的立场而言，如果没有生计或者职业的需求，我们还需要劳动教育吗？劳动教育对人还有意义吗？只有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肯定回答，劳动教育才有本质的合法性，而不仅是外在的功能性意义。
因此，就教育学意义而言，开展劳动教育最本质的理由，不是因为不劳动就吃不上饭，也不是因为当前社会对劳动者有迫切需求，而是劳动这种自由自觉、带有创造和改造意义的活动，拥有对“人”的普遍意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所谈的才是真正的劳动独特的“育人价值”。
（摘编自娄雨《什么是“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
材料二：
劳动教育对青少年健康成长至关重要，但落实到教育教学层面，具体要怎么做，如何见成效？记者近日专访了92岁高龄的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
文汇报：在五育中，劳动教育被一些老师认为很重要，也最难，但一度不被重视，您觉得这个难题的症结在哪？
于漪：对一个人来说，接受教育就是脱离愚昧的开始，而对国家来说，人力资源是最宝责的资源，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所以，教育的目标说到底就是要“出人”——我们既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精尖人才，也需要一大批综合素质良好的普通劳动者。
如果教育工作者能站在国家层面、对人才有全局的思考，那么就会意识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性：德智体美劳必须全面发展，为学生将来茁壮成长打下基础。但坦率地说，这既是基础教育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地方，因为人才培养的成效是在几十年后才慢慢显现的，需要老师有足够的定力和韧性。
文汇报：记得您当初在第二师范学校当校长的时候，一个脏乱凋敝的校园在您手里变成了花，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可否谈谈当时你的想法？
于漪：要把学校办好，校风、教风、学风很重要。可以说，要抓好这“三风”，劳动是起很大作用的。当时在我们学校，种什么树、什么花，都是经过师生讨论后、我们自己动手种的。在深入参与校园环境整治的过程中，学生们增长了知识，同时也接受了美的教育，增强了体质，还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力。我们的学校从一个最初凋敝、满是黄土的校园，到后来成为上海第一个“全国花园单位，就是每个师生一起劳动的成果。我想，这也是最好的劳动教育，让同学们有成就感、获得感，在实践中体悟劳动创造一切。当然，光做这些是不足以改变学生的。为了教育学生珍惜劳动果实，杜绝浪营，学校也在管理制度上做出改进。比如，针对女生一两饭吃不饱、二两饭又吃不下的情况，学校面向女生推出的1.5两饭；还规定对“光盘”的班级进行表彰。
（摘编自于漪访谈《理想就在岗位上，信仰就在行动中》《文汇报》2020年9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