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到民国，史籍所见的中国发生的水、早、螳、雹、地震、瘟疫、饥歌等灾害，有5200余次；其中死亡人数过万的重大自然灾难有190多次。单就瘟疫而言，清末以前，有确切疫灾年份记载的为669年，平均每4年就有一年发生疾疫灾害。让灾难史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中华民族为何能够在一次次灾难中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
对于这一问题，有很多答案。其中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人有一种“初”的精神。"韧”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表现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的配合。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文明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阳刚一面，道家思想则反映出谨慎内敛、谦虚忍让的阴柔一面，两者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韧”性特质。
儒学是讲求“入世”的进取型思想，它以“修齐治平”为己任，追求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这种思想恰可与崇尚进取、鼓励竞争的现代社会相配合。所以，儒家思想能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巨大潜能。但是，进取型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也会暴露其局限，即太过重视“成就”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过于重视“功名”而忽视人与内心的平衡。而这次疫情的暴发，能使我们重新回顾中华文明沉静内敛的另一面。
瘟疫原本是一种“社会病”“文明病”。它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开始大规模聚居而发生的。并随着人群的移动而传播。近三百年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一，也是征服自然、掠夺资源、破坏环境最严重的时期。道家思想早就揭示和反思了文明发展的这种缺陷。在道家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物无贵贱”，人与自然万物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人不能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摒弃对自然的过度扭曲、干扰和破坏，使万物能够“自化”“自均”“自定”“自正”，自然而然地达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存在与发展的最佳状态。这就是“道法自然”。“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只有遵循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与白然的协调统一。
面对现代社会生活时，道家思想也值得重视。社会成员长期处于竞争压力和信息爆炸之下，会失掉韧性，感到焦虑抑郁，心灵无处安放。对此，道家思想强调要抱有顺应的超然心态，认为过分放纵物质欲望是疾病之源，主张返璞归真，在沉静自然中积营力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在现代社会的喧器声中求得内心的安宁至为重要。道家还指出了递境和顺境的辩证关系“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认识了灾变生死的必然性和正反转换之可能，我们在面对突发疫情时就能有所寄托，进送自如。
“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儒家和道家思想并存，进取和内敛精神结合，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初性”基因。形成了中华文化丰富的变通智慧和强大生命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拥有的一种有效应对时代挑战的机制。面对此次疫情，我们不仅要有担当、讲仁义，同时也要有反思、讲静气，“以柔蕴刚，以刚黄柔，刚柔并济，不折不崩”。
(摘编自(不倒的精神长城--从战疫看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