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冈野信雄，日本神户的小工匠，30多年来只做一件事：旧书修复。在别人看来，这件事实在枯燥无味，而冈野信雄乐此不疲，最后做出了奇迹：任何污损严重、破烂不堪的旧书，只要经过他的手即光复如新，就像施了魔法。
在日本，类似冈野信雄这样的工匠灿若繁星，竹艺、金属网编、蓝染、铁器等，许多行业都存在一批对自己的工作有着近乎神经质般追求的匠人。他们对自己的出品几近苛刻，对自己的手艺充满骄傲甚至自负，对自己的工作从无厌倦并永远追求尽善尽美。如果任凭质量不好的产品流通到市面上，这些日本工匠(多称“职人”)会将之看成是一种耻辱，与收获多少金钱无关。
德国制造最值得信赖。他们制定的标准严谨至苛刻，他们对细节的固执早已成为习惯。即使一支铅笔、一把餐勺、一提菜篮，也都彰显着细腻的心思、独到的创意和恒久的品质。很多人都梦想成就百年品牌，但百年品牌的打造需要全力以赴：对每一处细节的关注、对目标达成的坚持、对科技创新的执着以及对消费者需求的洞察。如同众多德国百年品牌，凭借精益品质在各自领域一骑绝尘的同时，更以创新的实践为行业带来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工匠精神最完美的诠释，也是基业长青唯一的道路。
培养工匠精神，是从孩子就开始的。我曾经多次到海外游学，你从孩子们的身上，可以感受到他们快乐的心灵对未来的憧憬，他们的想象力没有被世俗的东西破坏和束缚。这样的孩子从小没有被沾染上功利心，无论长大成人以后从事的工作是什么，他们都会倾注精力，认真做好，而不会以功利之心去衡量这份工作是让他卑微还是能够在人前炫耀。这不正是培养工匠精神的土壤吗？
(时寒冰《中国怎样才能培养出工匠精神》)
材料二
“工匠精神”，曾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扎根生长。千百年来，中华“大国工匠”们，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令西方仰止的古代科技文明，由他们聚敛起来的“工匠精神”，也不断酝酿、发酵，直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无论在庙堂上还是江湖间，每一个时代那些巧思运筹的工匠们亦成为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他们生发出来的“工匠精神”亦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韩非子《五蠹》中提到率先民“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和“钻燧取火”的燧人氏，均是因为拥有了独门技艺而得以“王天下”。唐代后期的敦煌文献《二十五等人图并序》用了这样的文字来描述传统工匠：“工人者，艺士也，非隐非仕，不农不商……虽无仕人之业，常有济世之能，此工人之妙矣。”这是对能工者、善工者的歌颂，对“工匠精神”的至高认同。而在民间，工匠文化同样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尊重，诸如“良田百顷，不如薄艺在身”“技多不压身”等说法不胜枚举，工匠文化渐成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出于这种朴素认知，民众愿意学手艺，愿意将手艺练得精益求精，潜移默化中也孕育了中国工匠独特的敬业精神。
随着“工匠精神”的蔚然成风，“工匠精神”的内涵和要义，也在历代人的推敲中逐渐显现出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是《诗经》里描述工匠制作骨器、象牙、玉石的字眼，至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其进行了更高层次的阐述和提升，他说：“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精益求精，这在现代语境中，被认为是“工匠精神”核心和精髓的表述，首次出现在历史文丛中。再后来，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话．七言律》中时其做了进一步的引申和阐述——“盖事之出于人为者，大概日趋于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本风会使然。”待到民国时期，孙中山将其扩展到近代工业，概括提炼出“精益求精”精神，这成为当代技术道德的重要规范。
精益求精、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手下世界的“工匠精神”，被不断内化、延伸至更广的领域。古人们还将“工匠精神”延伸至文化创作领域，于是，就有了“匠心独运”的说法。此外，文化创作中无论是“打磨”“勾画”，还是“描摹”“推敲”，都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文化创造中的对位呈现。
(摘编自公晓慧《“工匠精神”是深藏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精神密码》)
材料三
一些作品拼的不是内容质量，而是“策划”和“包装”，更有甚者，抄袭胡编、搜奇媚俗、善恶不辨，只为博眼球赚银两；一些影视剧唯票房至上，“娱乐至死”，同质化现象严重，抗日“神剧”、穿越雷剧，一个比一个“惊心”，每年都有不少粗制滥造的新剧拍完就直接“进了库房”。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将就”之风，不仅对文化产品造成了浪费和伤害，更是对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
一个拥有工匠精神、推崇工匠精神的国家和民族，必然会少一些浮躁，多一些纯粹；少一些投机取巧，多一些脚踏实地；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专注持久；少一些粗制滥造，多一些优品精品。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领风气之先，塑“工匠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好中国精神，凝聚起中国力量，创作出更多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
(刘泉《文艺也应弘扬“工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