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动态的、积极的、以个体奋斗为主要内容的进取性文化。北方草原具有独特性，它既有深远悠长的民族牧歌情调式的生活方式，又有严酷杀伐的沧桑、厚重的历史，从而导致了草原民族对于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特殊认识。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极为直接、密切，人对自然的依赖性突出，因而对自然的亲近之感、迫近之念、忧虑之情更为突出、深挚；它不似江南山水对人的细腻轻抚，更不像士子优游于小桥流水，流溢着别致而精微的艺术感触，而是将民族生存与自然环境直接联系起来，把对草原的关切与民族的整体性发展联结起来，发出了“草原不在、民族何存”的呐喊，汉代流传的《匈奴歌》就是其中代表。另一方面，人与自然架构起初步的生态美学桥梁。蒙古民族第一部史传文学《蒙古秘史》当中就显现着极为浓郁的生态观念。
由于生存环境的严酷、险恶、千变万化，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动态生存观念异常鲜明。草原民族生存的“动态”和“变化”的特点使人的适应能力和冲破自然环境束缚的能力分外突出。草原民族强调人在强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面前的力量、智慧、意志力，从而形成一种对英雄的崇拜的观念。《史记·匈奴列传》中的冒顿单于和《蒙古秘史》中的札木合就是鲜活的例证，只不过后者还显现着强烈的崇信重义之美。
北方草原多地处边陲，因而在地域上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特征。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又不得不产生与外界文化交融的必然性，于是草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开放的不断出新的文化，对于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的动机和活力较农业文化更主动、更积极。这在元代西域文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著名学者刘大杰曾称元代萨都刺的诗歌“代表了元诗的活力与变化的趋势”。也由于草原自然环境的险峻、生存的艰难，致使草原文化的忧患意识中多了一种实践意识和冒险精神。忧患意识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我成长、成熟的标志，就农业社会而言，忧患意识往往侧重于对深厚精神苦闷的自我消解、自我提升；自我肯定、自我壮大是农业社会忧患意识的主体内容。草原文化景观下的忧患意识，虽然也是在生存困扰下的一种自我拯救、自我飞扬，也充满了焦虑、深痛之感，但并不专力于自我精神领域的别有洞天，而是将原始初民时期产生的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加以发展，剔除了其中包含着的精神层面的穷力追逐，进而催生个体抗拒灾难和挫折的行为力量。
（摘编自温斌《古代北方草原文学的精神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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