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族地区出土文物中，战国到两汉时期的青铜器较多，这充分说明了该地区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较高，从而推动了该地区当时的青铜铸造业，并促进了铸造水平的提高，进而带来了铜矿资源的不断开采和利用。三峡地区发掘的大量战国到两汉时期的遗址和墓葬表明，当时峡江地区与区外的文化交流活动十分频繁，经济发展也相对较快，使之成为了巴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多元文化交织的中心地区。
巴族进入青铜文明的时代虽然相对较晚，但至少从战国时期开始，青铜铸造已经成为巴族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手工业，其产品如青铜乐器、兵器及生活用器等，无论其铸造质量或装饰技法，都十分精湛。据对涪陵小田溪出土铜器的金相鉴定，证明与《考工记》所定的比例接近。以涪陵小田溪出土的铜矛为例，其含铜82.11%，含锡15%，含铝1.5%；而《考工记》所载的中原地区铜矛的铸造比例为含铜83.33%，含锡16.67%。可见，巴族工匠已能与中原工匠一样比较正确地掌握青铜的合金比例了。
当然，从巴人青铜文化特质以及原生形态上考察，仍具有较强的原始自然色彩。与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相比，在铸造技术、规模、年代、精致程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是两种不同体系、不同品味，也极不对等的文化。这是巴族地区当时社会经济形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经济文化中表现为，生产力水平较低，原始的渔猎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耕作技术低下，劳动协作程度低，自然环境对经济生活起着绝对的制约作用；在精神文化中则表现为，信鬼尚巫，崇尚祭祀。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把如此贵重的青铜器当作祭品献与祖先或山川河神，足见巴人对鬼神的敬畏和膜拜程度。纵观世界文化史，渔猎经济的社会，其凝聚的动力主要是宗教和军事。
体现了巴人率直豪放个性的巴式青铜器以青铜乐器虎钮錞于、编钟、钲等为主，它一方面说明这是古代巴人作战时不可或缺的军乐器，体现了巴人天性劲勇、好战喜舞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也说明巴文化在吸收楚文化等优秀文化的同时，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点。从巴、楚青铜乐器文化的对比来看，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巴人的青铜乐器多见于窖藏，少见于墓葬，并与当时的祭祀息息相关；楚人的青铜乐器均出自墓葬，作为随葬品在使用，不见有巴民族这种窖藏形式，并与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二者在青铜乐器的使用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楚人以成套的编钟为主，少见有錞于和铜钲；巴人则以錞于为主，少见有成套的编钟，并有相当数量的铜钲出土。巴人的青铜文化讲究古朴自然和娱神的功效，并不十分注重装饰。这是巴式柳叶剑之所以多仿西周早期中原剑的形式，而不是就近随仿装饰精美的楚式剑的原因所在。
（摘自《对于青铜文化的历史与特性探索》，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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