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最初编《尚书》时有100篇，但后来因为战乱等原因而散佚大半。《史记》记载，汉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济南有个叫伏生的前朝博士，他在秦始皇焚书时将《书》藏在墙壁中，但后来因为秦灭之乱，所藏之《书》只剩下29篇。伏生所传的本子是其学生用当时的隶书钞录的，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的《今文尚书》。之后，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拆除孔子故宅墙壁时发现了一批竹简，其中就有一部用先秦文字写成的《书》经。经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这一版本的《书》经比《今文尚书》多16篇，这就是常说的《古文尚书》。
然而，孔安国的这个本子未能引起重视，而是被放在了石渠阁（皇家图书馆），只在私下流传。直到西汉末年，天禄阁秘书刘歆认为《古文尚书》有价值，由此引发了一场“今古文之争”。原来，汉武帝时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尚书》门下，也立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汉哀帝时，刘歆想为《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这四部“古文”经典立博士，但遭到已有的五经博士的强烈反对。
之后，在西晋永嘉之乱中，今、古文《尚书》再次散失。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其中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古文尚书》的合编本，也就是梅赜所献版本。
关于《尚书》的争论中，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及所附《孔安国传》的真伪是最大的公案。从唐代开始，即有人怀疑《古文尚书》并不可靠，宋元明三朝的质疑者更是不乏其人。南宋时期，朱熹曾提出疑问，“出于孔氏者多分明易晓，出于伏生者都难理会”。作为儒学的宗师级人物，朱熹的怀疑态度对后朝学者的影响无疑十分巨大。当然，辞章难易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怀疑者认为《古文尚书》词句清通平顺，不类先秦文字；维护者也可以认为《今文尚书》未必篇篇诘屈聱牙，也有与古文诸篇相似的。清朝以后，这一争论由辞章辩异转入考据真伪，并进而倒向“废立”的危险边缘。
以现代“文献学”或“史学”的立场，“真伪”问题无疑是第一位的，但对清代学者而言，《古文尚书》的价值和地位不能完全由“真伪”考据来决定，因为考据的层面之上，还涉及义理的问题。大体而言，清代学者多认为《古文尚书》或有篡改修饰的伪作嫌疑，但其义理纯美，加之历史悠久，不能简单地以“伪”而废或以“正”而立。
事实上，《尚书》“真伪”的关键问题在于“原本无存”，无人知道何本是“真”，即便被认为是真的《今文尚书》也只是伏生口述，并非原本。更何况，《尚书》中关于虞、夏及商代的部分文献是根据传闻写成，不尽可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书的流传过程中，难免会有修饰、补充甚至篡改的成分。在“原本无存”的情况下，过分纠结于“真伪”而否定其中的义理和历史价值，也同样是不可取的。
（摘编自金满桃《穿越千年读<尚书>》，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