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拜旦重视体育对于塑造人格的作用，他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期间的一次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于人生而言，重要的绝非凯旋，而是战斗。这意味着主要不是已经获胜，而是进行战斗。传播这些格言，是为了造就更健壮的人类——从而使人类更加严谨审慎而又勇敢高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顾拜旦强调比名次更为重要的人的“审慎”“勇敢”和“高贵”。而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一定能体会到顾拜旦的思想与儒家教化观念的一致之处。儒家教育理念的核心就是培养君子人格及人的社会责任感。孔子以“六艺”教人，这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与现代体育运动最具关联性的是“射”与“御”。
相比于“御”，传统儒家对于“射”的讨论更为丰富复杂，一方面是因为射礼在礼仪活动中的地位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射礼”体现了许多为儒家所肯定的道德品质，从而成为人格培育的重要途径。在许多礼仪活动中，“射礼”都担负着重要的功能。但“射礼”在儒家礼乐活动中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其所承载的儒家道德理念。
早期的人类文明都十分强调“勇敢”的德性，孔子将“智”“仁”“勇”视为“天下之达德”，这跟早期人类严酷的生存环境有一定关系。比如，《礼记·聘义》在介绍“聘射之礼”时就点出这种礼节所包含的“勇”的特质。“聘义”是诸侯之间的通问修好之礼。这种礼仪活动，“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因为这种礼节要从天刚亮的时候，一直持续到日暮。在和平时期，这些“勇敢强有力者”主要用之于礼仪，而当战乱时期，则要上阵作战，“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礼记·聘义》）。
“射”就其仪式本身，就能展现一个君子的德行。《礼记·射义》中说：“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射的仪式十分隆重，其挺直的身体形态和专注的内心，都是君子之仪表和内心状态的写照。而持弓矢时的审慎和沉稳才能让箭射中目标，这个过程也是君子动机和目标完美结合的体现。
《礼记·射义》甚至将“射礼”的过程誉之为“仁之道”，因为仁者必先正己，而射礼也要求射者先正诸己，然后才开始发射。如果射出的箭不能射中目标，既不会怨外在环境，也不会对胜过自己的箭手心存怨念，而是首先要反省自己什么环节没有准备得当，这也与君子反求诸己、不断内省的特质一致。射礼还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既可以考察其社交能力，也能从中观察其德行。
然而，射礼与顾拜旦所倡导的奥林匹克精神最为接近的，是对于“竞争”和“谦让”关系的描述。我们先来看《论语·八佾》中的一句话：“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按照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解释，大射之礼，竞赛双方要三作揖然后才开始比赛。在朱熹看来，君子向来不与人争，若要有所争，那一定是参与射箭比赛。但比赛中，他一定会表现出从容谦逊的态度，而不是采取不当的手段去竞争胜利。
（摘编自高富贵、干春松《传统文化与奥运精神的融合》，《光明日报》2021年7月17日）
身处比赛之中，也一定要表现出从容与谦虚，因而不适于参加奥林匹克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