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这个重要论断,既具有深邃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深思。
从起源上看,人民才是文艺的真正创造者。文字是文学的载体,而文字正是劳动者的发明。造字的方法最初就是象形、会意。史官出于记事的需要,将民间的文字采集起来,以代替之前的“结绳而治”,文字开始被专门化。至于文学家用文字来写“佳句”,完全是坐享其成。
当然,也存在不依赖文字的文学和不识字的作家。鲁迅说过:“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诗经》里的很多诗作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采录和润色后,留传下来的。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是对文艺创作方法的高度概括。人民是文艺的创造者,不仅是指人民是狭义的作家、画家、表演艺术家,更是指人民及其实践活动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中外文艺创作实践表明,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来自人民群众生动、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不可能是关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的产物。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非其作为作家的“创作”成果,而是其深入农村的“副产品”。抗战胜利后,丁玲主动请缨,先后赴河北怀来、涿鹿农村深入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她感受到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领略了农民的淳朴、热情,积累了大量生动的素材,并产生了写作一部小说的冲动。当丁玲从涿鹿县离开时,一幅当时中国农村的壮丽图景在她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来。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丁玲又数次参加深入农村的活动,以检验自己的构思是否妥当,判断是否准确,人物刻画是否真实。
古今中外,有名目繁多的文艺评判机制。表面上看,充当“审判员”的往往是专家学者和学术机构,但历史证明,只有经得起人民评判的作品,才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成为经典作品。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但他生前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杜甫42岁时,殷璠编纂的《河岳英灵集》出版,共收录24位唐代诗人的234首诗,没有杜甫的一首诗。杜甫去世九年以后,高仲武编纂的《中兴间气集》,依然没有收录杜甫的任何一首诗歌。直到中唐时,杜甫才引起诗坛有限的注意。毫无疑问,是贯穿于以“三吏”“三别”为代表的“诗史”之作中的人民性思想,最终为杜甫赢得“诗圣”的地位。
人民文艺观既是一种崭新的文学实践,也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和政治实践。当代中国作家艺术家需要虚心拜人民为师,沉潜到生活深处,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与幸福放在心上,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笔端,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华彩篇章。
(摘编自李茂增《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