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日前，深圳市教育局正式印发《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实施意见》，从2021年春季开学起，分批、稳步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工作。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四点半”问题是许多“双职工”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实施意见》明确，要努力为学生提供安全有序、公益普惠的课后服务，满足学生成长的多样化需求，但不得进行集体教学和统一补课，不得给学生增加布置任何形式的作业。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坚持公益普惠原则，按每生每年1000元标准纳入政府专项经费保障，学校以及购买服务的校外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向学生和家长收取任何费用。还提出，学校应整合校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可以组织开展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和培养兴趣特长的社团活动、体育和艺术活动；可以开展学生自主作业、教师答疑等学习活动，统筹安排教师照看；也可以因地制宜组织学生就近到少年宫、博物馆等场所参观学习。是否参加、参与哪种项目将由学生和家长自主决定、自愿报名。
（摘编自《深圳正式推出中小学免费课后延时服务》，人民网2021年02月23日）
材料二：
家长关注的“谁来教”的问题，是课后服务平稳运行的关键。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已经开设课后服务的学校中，师资主要来源于本校老师、购买服务和社会机构等渠道。
“学不到东西，还不如送到校外培训机构。”3月5日，在填写学校的托管需求调查表时，许女士有点犹豫，“孩子在校托管只能写家庭作业，不讲课，没有其他活动，也不能出教室”。目前提供课后服务的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不尽相同。有的学校提供了体育、舞蹈、美术等特色课程，有些学校则受限于师资、资金等只提供基本的看管服务。
“有服务就有支出，邀请专业更强、水平更高的师资，让学生们受到更好的指导是需要成本的”，江苏、四川、辽宁等地出台的相关政策提到，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财政投入为主提供课后服务；确实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可实行政府和学校支持、家长合理分担运行成本。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认为，学校课后服务属于教育服务，但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要强调其公益性和公共性，但也要让老师的额外付出得到回报。
（摘编自《课后服务为何呼声高、落地难》，《新京报》2021年3月9日）
材料三：
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落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光靠教育部门一方很难做好。我在调研时发现，一些地方将课后服务的任务全部落在学校老师身上，侵犯了老师的休息权。各地在探索的过程中可以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教育部门还可以在充分吸取家长意见的基础上，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选择资质完善、专业性强的社会教育机构参与课后服务提供。
全国人大代表杨善竑：所谓“课后服务”，一定要突出“服务”二字。服务的对象是明确的，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家长。谁来提供服务，怎么提供服务，怎么提高服务的质量？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需要政府主导、学校和家庭共同探讨。
全国政协委员贺颖春：课后托管教什么？我觉得要和学校的总体工作、家长的需求相结合，也要考虑到学生的兴趣来设计。在收费方面，我建议还是应该适当进行收费，一方面可以给教师一些报酬和补偿，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对家长和学生的责任意识以及对教育的理解都有好处。如果是全免费，家长和学生可能会对政策有过分的依赖。
（摘编自《代表委员热议“课后三点半”服务难题》，《中国教育报》2021年03月0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