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20世纪30年代5个大型城市和63个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沿海一带，上海拥有全国半数以上的大型工商企业。七七事变后的短短数年中，全国城乡共有1425万人迁往西部后方。从1937年至1942年底，桂林市人口增2.16倍，重庆的人口从战前的47万人猛增至124万人。贵阳、宜宾等城市人口也成倍增加。随着政治中心移往西南，仅陪都重庆国民政府的各类机关就共约130个，重庆集中了大批政治家和党军政人士。各类内迁的民营、国营和军工企业约上千家，大量的企业家、科技人员与技术工人也随之内迁。这对于大后方的工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化工巨子范旭东率200多名技工入川，推广晒盐卤技术，降低了成本。光学专家龚祖同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学位回国，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军用望远镜和机枪瞄准镜。女工程师丰云鹤于抗战爆发后毅然回国，在重庆办厂，从肥皂废液中提炼甘油以制造炸药。内迁高校多采用联合办学的形式，西南联大已发展为5个学院26个系、350多名教师、327多名学生的大学。西南联大的教授可谓集一时之选。日后师生人才辈出。
——摘编自忻平《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