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O九年，我到云南的省会云南府，进了云南讲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发生后才离校。我的志愿总是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因此感到非常高兴。”
“我在四川离开刘湘以后，就搭长江轮顺流而下，到上海寻找共产党。这时，中国已回到军阀的封建时期，前途实在黑暗，我很苦闷。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二〇年，我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到上海时，差不多已经戒脱了这个恶习，在上海广慈医院住了一星期，我完全戒绝了烟瘾。”
“在柏林，我碰到周恩来（现在是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别的同志们。我终于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我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间到达柏林，那时年纪三十六岁左右。我一找到共产党，当场立刻加入，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间的事。”
“在湘南起义以前，毛泽东的部队在一九二七年冬季就上了井冈山。当我退出广东东江后，他派他的兄弟毛泽覃来和我取得联络，那是我在一九二八年前跟毛泽东的仅有一次的联系。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毛泽东和我把两部军队合组成新‘第四军’，所以用这名字，为要保持国民党第四军‘铁军’的大名，它在大革命中是我们革命的堡垒。我任第四军军长，毛泽东当政治委员。我们在井冈山上呆了六个月，击退了三次进攻。这时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后，率部到了井冈 山。一九二九年，我们留他守山，毛泽东和我率部到了江西南部、福建、广东、湖南去进行建立苏维埃的长期斗争。从此以后，我的生平不过是红军历史的一部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