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史前考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随着史前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入，外来文化因素的不断输入对中国早期文明形成所起的作用，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进而拓宽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
首先是史前青铜之路概念的提出和确立。青铜冶铸技术随着西方人群向东方的迁移，距今4000年以前进入新疆，在东天山地区与东来的彩陶文化碰撞与融合，创新出了具有中国西北原始萨满文化特质的青铜器群。新疆东天山地区形成的青铜文化，很快向甘青地区传播，在甘青地区快速发展起来。学术界早就注意到偏居西北的甘青，史前青铜器群出现年代比中原早，冶铜技术发展到相当高度。有的学者认为这里是中国早期青铜技术发展的孤岛，有的学者直言不讳地说它们的出现与史前东西文化交流有关。中国西北系青铜器群形成后即向北向东传播。北向的一支，主要是沿着黄河，传播到长城地带和中国北方的其他地区，肇夏商之际中国北方系青铜器形成之始。东传的一支，很快进入华夏文明诞生的核心区晋南和豫西一带。
其次，是小麦的东传。至少从距今4000年的夏代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北方黄河中下游区域，突然开始种植小麦，并快速普及，改变了中国北方地区以种植粟类农作物为主的农业生产的结构。新疆罗布泊的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小河墓地以及东天山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在不迟于公元前2000年，新疆天山地区古代居民已经广泛种植小麦。中原地区突然在夏代或略早开始普遍种植的小麦，当由西方传入。另外，中原地区小麦普通种植还引发更深层的学术问题。因为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小麦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由西方引进的小麦种植及相关的灌溉制度，与中原夏代文明机制的不断成熟是否存在内在关系，值得深入思考。
其三，器物交流的背后，反映的是人群的迁徙，甲骨文学家胡厚宣认为，甲骨文提到的“土方”为夏民族。西域史学家余太山进一步说明，夏禹所统治的“土方”族群，实际上就是吐火罗人，他们曾生活在豫西和晋南。欧美多数学者和中国部分学者认为，吐火罗人的一支在夏代或更早的时候迁居天山，罗布泊小河墓地那些保存相当完好的人类干尸，为吐火罗人的遗骸。这里，如果胡厚宣论证的“土方”为夏民族可信；余太山所论禹治下的“土方”就是吐火罗不虚；小河干尸是吐火罗人遗骸之说也能成立。那么，吐火罗人为什么在夏代突然出现在黄河中下游区域，它们的到来又对夏文明的最终形成起到过什么作用？由此引发中华早期文明形成过程讨论中更多、更深层的问题。
（摘编自刘学堂《拓宽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