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诗三百首》中李白的《静夜思》，传播极广，几乎所有牙牙学语的孩子都能成诵。但近日有好事者传递一则消息，说在日本教科书中发现李白的《静夜思》作“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提出中日传本的不同。其实，这首诗的李白原文和明清传本的差别，对研究唐诗达到入门水平者来说，是几乎人所皆知的老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见到大约一千首左右李白的诗歌，最主要的来源，第一是李白本人的文集，第二是唐宋时期的各种诗文选本，第三是唐宋时期的各种史书、笔记、诗话、类书、地志等。元丰三年(1080) 晏知止刻于苏州，为李集最早刻本。今存宋蜀刻本两种，均源出晏本：一为足本，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即清末陆心源丽宋楼旧藏)，有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影印本、台湾学生书局1967年影印本、巴蜀书社1987年影印本等；一为残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旧时流传较广的宋杨齐贤、元萧士赞《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以及清王琦《李太白诗集注》三十六卷，重在注解李诗，版本则稍晚于前述诸本。以上各本以及《全唐诗》所录《静夜思》文本，都是“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几乎没有异文。
那么，《静夜思》 的两个“明月”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大约十七八年前，日本关西大学森濑教授曾到复旦中文系作关于此诗的学术报告，有两点印象很深刻。一是关于此诗的异文，他充分调查了三十八种文本的异文，最后的结论是，两个“明月”的文本，最早出现在明代中期李攀龙编选的《唐诗选》中，明清选本或沿袭其文本，尤以《唐诗三百首》影响最大。他在报告会上分发了他做的各本异文统计表，密密麻麻两大张，足见治学的严肃。二是两种文本的优劣，森濑教授也有很仔细的分析。他显然更赞赏未经明人改动的文本，为此他还仔细揣摩李白作此诗时到底是坐着还是站着，引起听讲者极大的兴致，至今我还记得他为此几度起立讲说的神情。森濑教授的论文刊于《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那张表也附于文末。
李白这首诗，只有李白原作和明人(应该就是李攀龙)改作的区别，不存在中日传本的不同。至于中、日教科书中选取不同文本作为教材，大约一是尊重明清以来文本的家喻户晓，一是尊重李白原作的面貌，各有考虑立场的不同。
(摘编自陈尚君《李白〈静夜思〉不存在中日传本的差异》)
材料二：文献在抄录过程中，文本从流动变化到基本定型，也有一个存优汰劣的客观规律存在其中。对于同一文本的各种异文，抄录者会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基本认知判断。于是，历年所流传的文本便会变得逐渐趋同，最后形成众人所认可而熟悉的形态。而对趋同文本撬动最后一根杠杆的，便是印刷业兴起后的刻本。当然，同一文献不同刊本间所存之异同，则是由于刊刻之际选择底本有异而形成。这种异同说到底，还是来自写本时代的遗传。就李白的《将进酒》而言，敦煌卷子所显示的文本形态，正是写本时代的流动生长状态。三种敦煌卷子所显示的共同异同，或许就是这首诗的原初模样。
人的心理，总是乐于接受熟悉的事物，而排斥陌生的东西。对文本接受的阅读心理也是如此。除了学术讨论，包括李白的《将进酒》，定型后的长期流传与 阅读，让人们对文本的本来就是如此、本应就是如此，深信不疑，从而本能地排斥其他异文。这里面，尽管有着优劣判断的因素，但基本上还是感性的“熟人” 因素使然。什么版本在什么地城流传开来，被广泛阅读，便成为亲切的“熟人”。李白另一首有名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我们自幼所熟悉的文本，但日本人自明代李攀龙的《唐诗选》传入并广泛流传之后，熟悉的则是“床前看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收入中学国语课本的也是这个文本。
关于古代诗文的文本聚讼，时常见诸报道。最近，收录到小学语文课本中杜牧有名的《山行》一诗，其中一联记作“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于是，有人就提出质疑，不是“白云深处”吗?怎么记作“白云生处”呢?对此，编辑出版课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还专门做了解释说，从版本的角度，作“生处”的较多；从诗意上说，“生处”和“深处”意思都讲得通，但据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今刻本作‘深，不逮’生字远甚”的说法，用“生”字意境更佳。基于这两个理由，新编教材的这首诗就用了“生”字。自然，有了前句“远上寒山”，从诗本身来说，我也觉得作“深”有些语意重复，不如作“生”为胜，不过，历代传抄刊刻，让文本处于流动的状态，后出终是以众胜寡，以俗胜雅。
究竟哪一个文本更好，哪一个文本是原貌，其实大可不必深究。跟语言一样，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也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生成史。
(摘编自王瑞来《从李白〈将进酒〉说来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