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说情节的理论广为流行的是，情节就是“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个部分。其实，这并不符合现代小说的实际情况，因为小说有的没有开端，有的没有高潮，有的没有结局。19世纪下半叶，以契诃夫、莫泊桑和都德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家就已经废弃了全过程式的情节，代之以“生活的横截面”结构。这种结构不追求传记式的连续性叙述模式，而是从生活中截取一个侧面来表现主题。比如《项链》，主人公知道了耗费十年辛劳的项链是假的，小说就到此为止了。按照传统的小说模式，结尾应该是把真项链拿回来以弥补马蒂尔德的青春耗损。但是，小说却不了了之。胡适把这种现象比喻为树身的“横截面”，这在五四时期新锐小说家那里几乎已经成为共识。鲁迅有时走得更远，他的《狂人日记》几乎废除了情节。而《孔乙己》则把“孔乙己之所以成为孔乙己”的故事全都放在背景的交代中，只写了酒店里的三个场景，写到第二个场景时孔乙己还没有出场。
小说不追求有头有尾、环环紧扣的全过程情节模式，但也并非可以随意设置情节。英国作家福斯特就指出小说情节与故事有区别。比如：国王死了，然后王后死了——这是故事，不是情节。情节，必须有一个因果关系：国王死了，王后因悲痛过度而死。但是，用这样的理论解读小说也行不通，因为因果关系多种多样，可能是一种符合科学的关系：一个人死了，因为他得了癌症。这种因果关系也不是情节，情节的因果是非理性的、非实用的。好的情节是一种非常感性的因果关系，是由情感决定的。从理论上来说，就是审美情感要超越实用价值。
有了情感的因果关系，还没有深入小说的特征，为什么呢？因为一些奸情凶杀案，也是情感的因果关系，但那是真人真事，所揭示的人的内心世界往往是实用性质的，即便有情感成分，深度也是有限的。小说不满足于真人真事的因果关系，其目的是超越实用价值，深挖人心灵深层的奥秘，所以小说情节中的因果关系，有的时候甚至是超现实的、荒诞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过“突变”和“对转”。什么叫突变？就是突然打破常规。什么叫对转？就是事情向相反方向变化。其实，情节的突转功能就是把人物打出生活常轨，使他们进入一个意想不到的新境界。这个新境界可称为第二环境，人物在常规环境中隐藏得很深的心灵奥秘在第二环境中很容易暴露出来，这隐藏的心灵奥秘可称为第二心态。托尔斯泰在写《复活》的时候，遵循的就是这样的原则。《复活》一开头，陪审员聂赫留朵夫公爵道貌岸然地坐在那里，突然发现，那个被控告谋杀嫖客的妓女，居然就是当年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女仆，因为怀孕而被逐，流离转徙最终沦为妓女，又被诬告谋杀。这就突然把他打入了第二环境，产生了第二心态。他觉得自己才是罪人，于是决心去拯救她。
第二心态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的，然而小说写的往往不是一个人物，而是几个人物。几个人物在特定情境中从相同的心态变成另外一种心态，有三种可能：一是完全相同；二是完全不同；三是不完全相同，即本来处于同一情感状态的人物，发生了情感“错位”。阅读经验告诉我们：完全相同的，在一切情境中人物都心心相印，不像是小说，倒像是浪漫的诗歌；完全不同的，凡事都针锋相对，也令人想起红色文学中写阶级斗争公式化、写人物简单化的方式；而那些发生情感错位的往往才会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西游记》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都是被打出了生活常轨的。妖怪很多，都被他们消灭了，并且连名字好像也一起被消灭了。因为在打的过程中，师徒四人的情感状态没有发生错位：都是同心同德，一往无前。这就不是好的情节。但是，有一个妖怪——白骨精，却绝对让人印象深刻。因为她一出现，师徒四人的情感瞬间发生了“错位”。猪八戒的情感越出常轨了：潜在的性意识非常强烈、非常坦率地表露出来，与唐僧、孙悟空的情感发生了错位，而且幅度很大。在他的挑拨之下，孙悟空被唐僧驱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情感的错位，让平时同心同德的人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就发生了变化，三打白骨精之所以成为经典，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在设计巧妙的情节中，人变得不一样了，有个性了。错位的幅度越大，情节就越生动，人物就越有个性。
打出常轨的效果固然是暴露人物深层心理，但是深层心理的最佳表现却是使在同一情感结构中的人物情感产生错位，而正是情感的错位，又激发出心灵更深层的奥秘，从而推动情节向前发展。
（摘编自孙绍振《经典小说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