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玄宗即位到代宗登基，这半个世纪通常称为盛唐。但在安史乱前乱后，诗坛的面貌是并不一样的。战乱以前，诗人们在其创作中都发散着强烈的浪漫气息。这或者表现为希企隐逸，爱好自然，诗中的代表人物形象是隐士；或者表现为追求功名，向往边塞，诗中的代表人物形象是侠士。这也反映了他们由于生活道路千差万别的曲折而形成的得意与失意、出世与入世的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感情。他们或成为高蹈的退守者，或成为热情的进取者，或者因时变化，两者兼之。前人所谓“盛唐气象”，在很大的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富于浪漫气息的精神面貌。
孟浩然、王维、常建等的许多作品都极为成功地描绘了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谧的心境。这种诗使人脱离现实斗争，但对于热衷奔竞、趋炎附势者流，也具有清凉剂的作用。而其所提供的自然美的享受则是不可替代的。但王维却在描摹自然、歌颂隐逸之外，还曾将其诗笔扩展到更广阔的生活领域。他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进取精神和悲壮情怀。王维在高蹈者孟浩然等和进取者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之间，恰好是一座桥梁。
集中反映了盛唐时积极进取精神的，是出自王、李、高、岑等人之手的边塞诗。这是从太宗到玄宗这一时期，唐帝国由抵抗外来侵略逐步转为对外进行扩张的现实局势中产生的。在这类诗篇中诗人们塑造了边庭健儿的英雄形象。他们希望保卫祖国，建立功勋，却并不无原则地歌颂战争，往往还反对开边，在写胜利的喜悦或失败的痛苦时，也同时控诉了战争对广大人民和平生活的干扰和破坏。
浪漫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不能不推李白。自从贺知章称之为谪仙人，后人又尊为诗仙，这就构成了一种错觉，好像李白之所以伟大，就在他的人和诗具有他人所无的超现实性。事实上，没有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是超现实的，李白何能例外？开元、天宝时代的其他诗人往往在高蹈与进取之间徘徊，以包含的有希冀的痛苦或欢欣来摇荡心灵，酝酿歌吟，李白却既毫不掩盖他那为富贵利禄所吸引的颇为庸俗的一面，同时又因为自己绝对无法接受那些取得富贵利禄的附加条件而弃之如敝屣。他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习的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也是相反而又相成的。
安史之乱是我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界标，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活动于开元、天宝时代的重要诗人，大都死于乱后。在乱前，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为社会表面的安定繁荣所迷惑，一意追求自适其适的浪漫生活，乱后就转为意志消沉，再也唱不出热烈高昂或优游自在的歌了。而另外少数人，则乱前原就比较清醒，在朝野沉酣中，对潜在的严重危机已有预感。残酷的战争、苦难的环境使他们受到锻炼、教育，使他们在经历危机的同时也产生了希望，使他们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哀乐而高唱。杜甫，就是这少数人中的杰出代表。他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而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即使在大局极端危急的情况之下也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而其所具有的“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高妙艺术手段，又足以充分地将这种高贵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在我国诗坛上，杜诗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这就是后人尊之为诗圣，将其作品尊为诗史的理由。
安史乱前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乱后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双峰对峙，显示了盛唐之所以为盛。
（摘编自程千帆《唐诗鉴赏辞典·序言》）
材料二∶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和平生活繁荣发展的时代。这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它孕育了鲜明的性格，解放了诗人的个性，使得那些诗篇永远是生气勃勃的。
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然而我们如果以为诗歌是像照相机似的，在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时，乃是完全亦步亦趋，则也是不尽然的。诗歌中所反映的时代精神面貌，不免会稍迟于那个时代现实的发展。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这也就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的统一。李白出现在盛唐时代的高潮中，诗歌上主要的成就，在诗歌史上典型的形象，是他的“斗酒诗百篇”的那些豪迈的乐府篇章，追求理想乃是它的主要方面。李白的诗歌因此是盛唐气象的典型。
盛唐气象是一个时代的性格形象，是盛唐诗歌普遍的基调。然而这并不妨碍盛唐个别诗篇不同于这个气象或基调，也不妨碍盛唐之后的诗篇中偶然出现这个气象。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