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又称为“弈”。围棋的“围”是围而相杀的意思，“棋”即棋子，行棋的特点是围而相杀，故称“围棋”。先秦关于围棋的记载很少，偶有提及也是把围棋看作一种游戏，并没有涉及对围棋义理的探讨。孔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可见，孔子也只是把围棋当作一种需要投入心智的游戏。秦汉时期，社会热衷于博戏活动，博戏变化简单，与技艺性强、需要参与者有更高修养的围棋相比，更易被大众接受，于是出现了“博行于世而弈独绝”的现象。班固有感于以上现象，作《弈旨》以弘扬弈道。在《弈旨》中，班固提出了围棋之设乃效天法地，围棋之行乃模拟天地之运。经过这样的解读，围棋之义理得以确立，并实现了与《周易》道的相通。
东汉李尤在《围棋铭》中说：“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阴阳是《周易》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周易》认为可以以阴阳变化来解释宇宙万物的一切现象。围棋子分黑白，古人把直观的黑白棋子与阴阳联系起来是再自然不过之事。“棋法阴阳”，除了指出黑白棋子象征阴阳这一表象外，还有其深层次的含义。《周易》卦象的基础是阴阳二爻，阴阳二爻按照阴阳二气的消长，排列组合形成卦象；围棋棋局的基础是黑白棋子，黑白棋子依照弈者的构思相互作用，勾连列布形成棋局。二者形式相近，不同之处在于阴阳二爻的变化是阴阳二气消长的结果，黑白棋子的列布则是弈者构思的产物。“棋法阴阳”，就是指黑白棋子的列布应符合阴阳消长的规律。这一观点的提出，明确了弈者对棋局的构思应当效法阴阳消长之道。
清人翁嵩年在《兼山堂弈谱》的序言中说：“弈者变易也，自一变以至千万变。”强调了变易在围棋中的重要地位。翁氏关于“弈”之变易的论说源自《周易》变易思想。变易思想也是《周易》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周易》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变化着的，而围棋最明显的特征及最精妙的所在也是变化。《棋经十三篇》中说：“自古及今，弈者无同局。”《周易》中变化的具象是易卦，易卦是变化无穷的，因此可以用易卦的变化无穷来解读围棋的变化无穷。
围棋的棋子无级别划分，无功能规定，决定棋子作用的是“时”和“位”。在《周易》中，“时”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四时”之“时”；一是“待时而动”之“时”。“四时”之“时”和“待时而动”之“时”，二者都与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到了一定的“时”，就应该有一定的变化，这样才是遵从天道。“位”则指阴阳二爻在《周易》六十四卦卦体中的位置。《周易》以卦的形式模拟客观世界，认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应有自己适当的位置，如果位置关系发生错乱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当位”与“得位”就成为《周易》重要的价值取向。在《周易》中，“时”和“位”是天道运行的体现。围棋境界的高下就在于对“时”与“位”的把握，“时”来能趁“时”而动就会有所得，棋局的进程就是在天地之间以“时”为条件不断选择“位”的过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周臣传》中说：“治国譬之于弈，知其用而置得其处者胜，不知其用而置非其处者败。”欧阳修用围棋“当位”与“得位”的重要作用比喻用人要把他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围棋经由《周易》哲学思想的解读，建构了与《周易》道相通的围棋之道，围棋也被赋予了哲学内涵，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围棋之道确立后，其对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产了深远影响。魏晋时期，围棋成为魏晋风流的标志之一。到了唐代，围棋正式与琴、书、画并称，成为文人修养的象征。
（摘编自张东鹏《中国哲学与围棋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