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回忆
孙犁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他身上穿的是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使我记起很多人。
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一阵。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去，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为什么不脏？”
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象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象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哭不的，也笑不的，只好说：“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是装卫生！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我也和这一家人熟了。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她问：“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的浑身流汗。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1949年12月
(选自《白洋淀纪事》，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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