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字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存留历史文化和造字时人类观念的痕迹，这是汉字的表意性质决定的。这些历史文化信息一般存留在一个或一组汉字的构形理据之中。但是，造字属于不同时代，随着构形和语义的发展演变，各种不同字样的形体中的表意成分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即使是今天所见的甲骨文，也未必是最早的汉字，每个字样造字或演成的准确时代难以确考，它对历史文化的见证作用就难以作为一种科学的证据，最多可以是一种假说。汉字的构形不是照相，而是一种特征的勾勒，必须有较多的雷同，才能够归纳出一点信息，而且是笼统的信息，想到字形中去找故事，去证明具体的史实，是很难做到的。何况，构形反映出的文化信息，只有在对具体意象进行描述时，才能做到；而汉字的构形系统逐渐向形声化发展，一切都渐渐概括、类化，信息量还要逐步减少。对汉字携带历史文化信息求之太过的情况，比比有之。例如，有人以为甲骨文中有很多字是表示阶级斗争的；也有人认为汉字很多字形描述了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有人说，《说文解字》的《山部》《水部》字中暗含了河图洛书的真意……这些都是无法验证的说法，也违背汉字的实际。夸大汉字对历史文化的解释作用，在例证不足、文献依据不足的情况下，凭着个别的字形，猜测编造似是而非的故事或者附会某一具体史实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摘编自王宁《汉字构形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关系》）
材料二：
汉字的文化阐释，指通过对汉字构形及其发展过程中所积淀的文化信息的揭示和分析，来探讨汉字的构造、发展与中华历史文化的深层关系，从而阐释汉字构形的理据、特点和规律的方法。汉字记载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承弘扬汉字文化，需要对其内涵进行多层次的揭示和科学的阐释。
以许慎《说文解字》为代表的传统文字学，在分析汉字时试图揭示其构形的历史文化背景，从而形成了汉字阐释的深厚传统。如《说文》开篇解释“一”，谓“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说“示”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这些解释体现了许慎对汉字构形的文化要素的辨析，开启了汉字文化阐释的先河。不过，许慎的汉字文化阐释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他所据以分析的汉字形体主要是小篆，尽管小篆是古文字的终极形态，但经历了漫长发展演变后，与古文字的早期形态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字甚至已变得面貌全非，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构形分析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差错；另一方面，中华历史文化也是一个不断发展流变的系统，汉字产生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后来阐释者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已有很大的不同，而作为阐释者的任何人都难以摆脱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对汉字的文化阐释，总是有着某个时代学者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下面以“示”的阐释为例来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示”字最早的形体见于甲骨文，并不是由“二（上）”和“三垂”构成的，与“天垂象”毫无关系。“示”本是表示宗庙神主的象形字，“示”就是“主”。《史记•殷本纪》所记商代先公“主壬”“主癸”，甲骨文作“示壬”“示癸”。甲骨文祭祀先公先王，有“三示”“四示”“五示”“六示”“十又三示”“二十又三示”以及“大示”“小示”等。殷商甲骨文中出现的这些“示”，都是时王祭祀的先公先王，也就是宗庙里供奉的代表诸位先祖的神主。《说文》：“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宗庙之“宗”，是由庙宇和神主构成的会意字。《说文》所收录的“主”“室”“祐”等字，都是“示”的后起分化字，从这些后起字也可以推求“示”的原初含义。《说文》：“主，灯中火主也。”“室，宗庙至祐，从宀主声。”“祐，宗庙主也。《周礼》有宗郊石室。一曰：大夫以石为主。从示从石，石亦声。”除了“主”之外，许慎对这些字的分析大体可据。根据“示”在甲骨文中的用法和上举相关字，可以肯定“示”这个字原初的构形和含义，就是指宗庙供奉的祖先神主。
古代宗庙祭祀活动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记录宗庙祭祀活动的各种汉字都从“示”，而且凡是涉及“天神、人鬼、地示之礼”，表示神灵祭祀等“神事”活动的字，也都以“示”作为意符来构造新字。这些从“示”构成的字记载了古代祭祀礼仪的大量信息，为我们了解古人的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仪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许慎对“示”字的分析和解说，显然受到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同时，他也指出“示”还表示“神事”之意，这为《说文》所有从“示”旁的字提供了分析依据。《说文》关于“示”和从“示”字的分析，是建立在古代祭祀礼仪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上的。许慎的解释虽然并不是“示”字所蕴含的原初文化信息，受到一定的时代局限，但其分析的路径是大体正确的。
（摘编自黄德宽《古文字与汉字文化的传承》）
材料三：
“示”的字形演变脉络
（选自李学勤主编《字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