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采”，即“文”与“采”两词组合而成的复合词。它们原是各自独立分用的，之所以组合在一起，是因为这两个字词都有色彩、颜色的原生义素信息，进而能够表现华美、艳丽之义。《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采，捋取也”。“文”是线条的刻画，也是自然物上交错呈现的纹线，自然有文饰或华美装饰之义，有混用色彩之义。而“采”原义为采集，又由植物采集而于五色缤纷的果实上头识别了颜色，感知五色斑斓；或谓直接以对五彩植物的频频采撷的动作为隐喻，当作五颜六色之彩。可见对色彩的感知，初民是从线条纹理和果实采集两条途径获取的。应该说，“采”的路径对色彩的信息获取更浓烈些，也更靠近物性。因此，我们注意到先秦最早的复合词“文采”，是“采”对“文”的吸附力更大，表示华丽色彩之义占了重头戏。其中的“文采”，也主要从语言或口语的物质声音角度描绘状态，离符号性的文字、文辞的理解尚有距离，因此至战国时期，“文采”词义中的语言文字性质还是不充分的。
然而复合词“文采”中，“采”的采集之义可以永远湮没，“文”的“线条的主体刻画行为”导致的书面文字、文辞乃至文章之义却不可能甘于沉寂无闻。因为“文”在先秦太重要了。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这里的“文”或“文章”，主要是指礼仪制度乃至整个文化部类。刘师培说：“中国三代之时，以文物为文，以华靡为文，而礼乐法制，威仪文辞，亦莫不称为文章。推之以典籍为文，以文字为文，以言辞为文。”文字记写下来的，不仅仅是所记录的内容本身，还隐含着对国家和社会礼仪、制度、历史和生活的重要观念、思维、规定进行总结提升与综合写定，可由“文”一以概之。而文辞的文饰、文采只是其中一种含义，且并未显得特别重要。“文”中的语言文字记录与文辞表达之义，在先秦已经凸显出重要性，而由于语言文字尤其是汉语的象形特色，并不需有“采”或“文采”的借助，其本身就生有文饰的形象、色彩、节奏、音调等表现性、隐喻性功能。孔子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就是在这层意义上说的。
及至魏晋六朝，中国文化日渐宏大，旧的“文”的概念分化势所必然。于是，一个以注重语言文字写作为主的“文”的类概念，也逐渐形成了自觉。《汉书》专列“艺文志”，曹魏文坛以诗文书写为“经国之大业”。随后陆机著《文赋》，专理诗文，最先展示了文学之“文”的范畴系统的轮廓。“文”的概念似乎范围小了，但其独立性和独特性却明显强化，预示到了六朝文坛，“文”的自觉将发展成“文采”的自觉。“文”的独立必然导致对“文”的自身特性的追求，而刘勰《文心雕龙》中“文采论”的出现，则表明由“文”到“采”开始了对自身特性的认知觉醒。
刘勰恐怕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系统建构“文采”理论、倡言以“文采”立文的人。《情采》篇的首句曰：“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这是“文采”的理论宣言式的直抒胸臆。“采”是“文”的不得不如此的内在性质，除了“采”我们还能说出什么？这与一千多年后俄国形式主义的宣言“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的东西”，何其相似。
（摘编自张未民《“文采”如何“飞扬”、“文学性”如何“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