鲲鹏作为自由翱翔于天地之间的象征，已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其实，鲲鹏诞生时，并没有这种诗意的内涵。鲲鹏这一意象出自《庄子•逍遥游》。然而，《逍遥游》中的鲲鹏想要翱翔于九万里高空，必须依赖狂风，依然“有所待”，并不能真正地自由翱翔。在中国文学中鲲鹏是如何由“有所待”而转化为自由翱翔的象征的呢？
鲲鹏意象的内涵转换，始于魏晋。魏晋文人不能忘怀世俗，追求身名俱泰；又要越名任心，追求任诞逍遥。这种内在矛盾，打破了心灵的平衡。因此，他们渴望在庄学中寻找到精神慰藉。而庄子的境界，他们无法企及，于是只好通过将庄学世俗化的方式，寻求安顿身心的法门。介于现实与自由之间翱翔的鲲鹏，也就成为当时文人的心理寄托。他们试图通过对鲲鹏的哲学内涵世俗化、意象内涵诗意化的转换，重构已被打破的心理平衡。郭象在《逍遥游注》中说：“有待无待，吾所不能齐也；至于各安其性，天机自张，受而不知，则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犹不足以殊有待，况有待之巨细乎！”世间万物，只要安于天性，动应自然，有待无待，就是一种无差别的存在。庄子所言“有待”是溺于现实，“无待”是超然物外，而在郭象的哲学中却获得统一，本来“有待”的鲲鹏，成为“无待”的自由逍遥的象征。阮修《大鹏赞》中“海运水击，扶摇上征”虽还“有所待”，但“志存天地，不屑雷霆”的高远之志，“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的超然远翔，却是《逍遥游》所没有的。从本质上说，阮修是借助《逍遥游》中的鲲鹏意象，表达自由、高远、超然的人生襟怀，这成为了魏晋风度的一种诗意展示。
到了唐代，鲲鹏意象的内涵彻底完成了转换。在李白诗赋中，大鹏是最具个性的审美意象之一，他创造的大鹏形象也成为盛唐气象的审美呈现。《大鹏赋》中之大鹏，“欻翳景以横翥，逆高天而下垂”“以恍惚为巢，以虚无为场”，一切神奇之鸟都“未若兹鹏之逍遥”。在此，鲲鹏由“有所待”才能展翅高翔的文学意象，转化为绝对自由、搏击万里的文学意象。由有限地发挥庄子描述的鲲鹏意象，展示魏晋风度的内涵，转化为以庄子鲲鹏为载体而创造出一个具有崭新内涵的审美意象，成为壮浪雄浑的盛唐气象的代表。
鲲鹏意象内涵的转换，是文本接受的必然结果。“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谭献《复堂词话》）这种“何必不然”，或断章取义，如《左传》记载春秋时的“赋诗言志”；或引申说理，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借晏殊、柳永、辛弃疾词，说明古今成大学问的三种境界；或自由创造，只截取文学名篇的一个既定意象，按照文本审美表达的需求，自由创造。自由创造也是后代文学创作的常态，西方流行的文本“互文性”理论，也可以来阐释中国文学文本意象的挪移与内涵的转换。阮修截取鲲鹏意象以抒情，是断章取义，夺他人之酒杯浇心中块垒；郭象对鲲鹏意象的哲学阐释，是引申说理，借《逍遥游》的阐释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李白《大鹏赋》则是自由创造，在大鹏意象中，寄托一种冲绝桎梏、自由飞翔的襟怀。后代的大鹏意象，就庄子《逍遥游》的本意来说，是“误读”；就文学创作来说，则是审美创造。
文学创作者在积极接受的过程中，通过对原始文本意象的有意识的“误读”，使鲲鹏意象的内涵逐渐发生了变化，最后创造出了一个具有全新内涵的审美意象。这也使鲲鹏成为中国文学中最具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意象。
（摘编自刘运好《鲲鹏意象的“误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