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三星堆遗址得名于清代《汉州志》：“广汉名区，雒城旧壤……其东则涌泉万斛，其西则伴月三星。”遗址最早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1934年，原华西大学美籍学者葛维汉进行了第一次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重新启动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1986年发现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珍贵文物千余件，多数文物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1987年，考古工作者提出“三星堆文化”命名，推断其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周之际。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家文物局指导四川省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逐步廓清了三星堆文化分布范围，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的密切关系，并逐步探明三星堆文化源流。
（摘编自蒋肖斌《溯源三星堆文化，发掘仍将继续》，《中国青年报》2021年3月22日）
材料二：
不同于中原系统的青铜人物造像，以及带有古代欧亚文明色彩如黄金制品、立体的青铜神像等出土文物，让不少人认为，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某种异域文化。但从大量中原式样的青铜尊，以及象牙雕刻的中原式云雷纹来看，都仍在中国本土文明范围内。
比如，把青铜礼器作为一个文明最重要的价值承载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无论是古埃及、爱琴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都没有将其上升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高度。而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在这一点上是一脉相承的。
从青铜礼器的形制看，夏代二里头的绿松石青铜兽面牌，在三星堆有类似发现，二里头的玉牙璋以及祭祀鬼神的陶盂，在三星堆也有大量分布。即使是在夏朝灭亡后，三星堆的古蜀文明仍在礼制上保守着中原传统。
从商代礼制上讲，这次新发现的祭祀坑中，有中原式青铜尊出土。尊是酒器，殷人重酒，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就曾指出，酒在商代祭祀中具有通神的重要意义。这一点也被古蜀人所接受。再如青铜神树，在中原观念中，宇宙中的神树是扶桑、建木，是太阳神鸟栖息和轮番工作的所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有九只鸟，暗示有一只正是天上的太阳。此种观念和表达，都与中原文明别无二致。
因此，结合这次三星堆的新发现可以看出，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
（摘编自李竞恒《三星堆新出土文物，再证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分支》，《新京报》2021年3月22日）
材料三：
在三星堆祭祀区发掘现场，密封的考古发掘舱内，考古人员身穿防护服操纵机械进行发掘……不少记者现场感叹，这里像实验室一样充满科技感。
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完成抢救性发掘，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考古工作者很快对遗址实行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如今，全新技术支持下的新时代考古，不仅能够最大程度降低考古发掘对于遗迹现场的影响，也为进一步研究留存了更大空间。
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是华夏先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凝聚着我们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力量。在这次被大家称作“三星堆上新”的考古过程中，人们通过网络直播与新闻报道，热烈而深入地参与到考古互动中。当古代文化与现代生活相遇，人们展现出探讨历史、关注文化的浓厚兴趣，使得考古不再“冷门”，文物不再“高高在上”。文化自信和自豪感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与尊崇。
据悉，三星堆保护规划以及申遗的相关工作已经展开。展望全国，北京长城抢险加固项目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最大限度保持长城景观原貌，西安地铁建设因文物保护需要而深挖和绕行，杭州良渚遗址文物保护核心区开展居民搬迁……各地探索着各具特色的文物保护和利用发展新模式，绘就出一幅历史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的崭新画卷。
研究历史是为了开拓未来。做好新时代的文物保护与研究工作，一定能为强国征程贡献更为深厚的文化自信和蓬勃动力。
（摘编自宋豪新《引人注目的“三星堆上新”考古过程》，人民网2021年3月30日“人民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