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老头
汪曾祺
郭老头、耿老头，俩老头。从前面看，像五十岁；从后面看像三十岁，他们今年都已经做过七十整寿。身体真好！郭老头能吃饭。斤半烙饼卷成一卷，攥在手里，蘸一点汁，几口就下去了。他这辈子没有牙疼过。耿老头能喝酒。他拿了茶碗上去打酒，一手接酒，一手交钱。售货员找钱给他，他亮个空碗：“酒呢？”售货员有点恍惚：记得是打给他了呀？——售货员低头数钱的工夫，二两酒已经进他的肚。俩老头“要好”——这地方的言，“要好”是爱干净爱整齐的意思。不论什么时候，上唇的胡子平斩乌黑，下巴的胡子刮得溜光。浑身的衣服，袖子是袖子，领子是领子，一个纽扣也不短。俩老头都爱穿靸鞋，是托人在北京步云斋买的。这种鞋过去是专门卖给抬轿子的轿夫穿的，后来拉包月的车夫也爱穿，抱脚，精神！俩老头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年下办年货，一起去；四月十八奶奶庙庙会，一起去；开会，一起到场；送人情出份子，一起进门。生产队有事找他们，队长总是说：“去！找俩老头！”“俩老头”不是“两个老头”的意思，是说他们特别亲密的关系。类似“哥俩”“姐俩”。
两个老头现在都是生产队的技术顾问。郭老头精通瓜菜，也懂大田；耿老头精通大田，也懂瓜菜。
两人的身世可不一样。
我第一次遇见郭老头是在一个卖豆腐的小饭铺里。他坐在我对面，我看了看，总觉得他脸上有什么地方和别人不大一样。他的耳朵没有耳轮。他说：“是摔跤的褡裢磨出来的。”
他告诉我，他不是此地人，是北京人，——他说的是一口地道北京话。安定门外住家，种一片小菜园子，自种自卖。从小爱摔跤。那会摔跤，新手初下场子，对方用褡裢蹭你的耳朵。褡裢都是粗帆布纳的，两下，血就下来了。他的耳朵就磨出来了。
怎么会到这里来？那年大旱，河净井干。种菜没水哪行呀？逃荒到张家口，人地两生。怎么吃饭呢？就撂了地摔跤，是陪人摔。有一帮阔公子，学了一招两式喜欢下场显示显示。他陪着摔，摔完了人家给钱。阔公子们叫做“耗财买脸”。混了两年，觉得陪人家“耗财买脸”，没意思！遇到一个熟人，在这里落了户，他也搬了过来。一晃，四十年了。
我有一天傍晚从城里回来，远远听见大队的大谷仓里有个小姑娘唱《五哥放羊》。真是好嗓子，又甜，又脆，又亮。去看看！走进门，是耿老头！
耿老头艺名骆驼旦。“骆驼”和“旦”怎么能联在一起呢？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没再弄清楚。他这个“旦”是半业余的。逢年过节，成个小班子，七八个人，赶集趁庙，火红几天。平常还是在家种地。
俩老头都是在江湖上闯过的人，可是他们在作务庄稼上，都是一把好手。他们现在不常下地干活了，每天只是到处转转，看看，问问，说说。
俩老头转到一块瓜地。西瓜才窜出苗来，长了几片蓝绿蓝绿的叶子，水灵灵的，好看得很。俩老头围着瓜地转了一圈，咬了一会耳朵，发了话：“把这片瓜都刨了吧，种别的庄稼，种小叶芥菜吧，还能落点猪食。”——“咋啦”“你们把瓜籽安得太浅了，这一片瓜秧全都吊死了！”瓜籽安浅了，根够不着下面的底肥，长不大，叫“吊死”。“看你俩说的！青苗绿叶的，就吊死啦！你们的眼睛能看穿沙层土板啦！不信。”——“不信？看吧！”过了两天，蓝绿蓝绿的瓜叶全都黄了，蔫了。刨开来看，果然，吊死了！
也许因为俩老头闯过江湖，他们不怕官。
“大跃进”年月，市里下来一个书记，到大队蹲点。在预报产量的会上，他要求一再加码，产量高得不像个话。耿老头说；“这是种庄稼？是起哄哪！你们当官的，起了哄，一走！俺们秋后咋办呢？拿什么往上交，拿什么吃呀？”胳膊拧不过大腿，产量还是按照书记要求的天文数字报上去了。措施是密植，小麦试验田一亩下了二百斤麦种！高粱、玉米、谷子，一律缩小株行距，下种超过往年三倍。郭老头、耿老头坚决不同意，书记下不来台，又不能拍桌子，气得说：“你就做一次社会主义的冒失鬼行不行”
到了锄地时，俩老头拿着小锄，下地干活。他们把谷子地过密的小苗全给锄掉了。队长知道了，赶紧来拦：“你们这是反领导呀！”俩老头说：“怕啥？他打不了我反革命！”
秋后，大田全部减产，有的地根本没有秀穗，只能喂老牛。只有俩老头锄过的地获得了大丰收。
在市里召开的丰产经验交流会上，俩老头当代表发言，题目是《要做老实庄稼人，不当社会主义的冒失鬼》。主持会议的就是那位书记。郭老头头一个发言，头一句话就是：“书记叫俺们做社会主义冒失鬼……”
俩老头后来一见书记，叫他“社会主义的冒失鬼”。书记一点办法没有。
一九八〇年一月五日写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