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文物，我们尽管可以驰骋自己的想象，但终究难以窥见先民们丰富的内心世界。而先民们的内心世界恰恰存在于人类早期书写（包括文字和图像符号）里，根据它们进行人类精神考古，其意义不亚于实物考古。
要进行人类精神考古，就必须以物质考古为前提。有幸的是，当下丰富的物质考古成果，正在为中华民族精神考古提供有力支持。近百年来，考古学界对于从旧、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三代的一系列考古发据，基本上弄清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这一条考古学所构建起来的中华文明史的链条，与中国早期书写中所勾勒的从五帝到夏商时代的历史进程是基本一致的。如二里头文化大体对应夏文化和早商文化，陶寺遗址与传说中的“尧都”有关，无论从考古遗址、出土文物还是从年代测定角度来看，都可以得到基本的证明。因此，参照当代考古学的丰富成果，必将把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实现从物质考古到精神考古的深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中华文明早期书写的研究。
我们知道，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的文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悠久的书写传统。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文字，设立了史官，有意识地把中华早期的精神文明记录下来。从考古发掘来看，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一百多个陶器刻画符号，时间距今7000~5000年前。虽然我们至今尚未发现殷商以前成体系的文字书写遗物，但是先秦典籍中并不乏相关的记戴。《左传•召公十二年》：“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郑玄注《左传》也认为《三坟》《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书”。
人类何以发明书写（包括文字和早期图像符号）？就是要通过一种以物质文明为载体的有效手段，将人类的历史、经验、智慧记载下来，用以回顾过去，指导未来。作为中国早期书写最重要的成果，有幸传承下来的就是“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早期书写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记史。在“六经”当中，单纯记史的只有《春秋》，而且它的产生最晚。其实，即便是《春秋》，所记史事也极其简单，更重要的是通过史事记载孔子对这些事件的评价。其余“五经”所记裁的分别是先民们的诗、乐、舞，治国理政的经验，日常生活规范和国家制度，以及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与智慧，等等。要而言之，中华民族的早期书写，虽然建立在物质文明史的基础之上，但它不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简单记录，而是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人类早期的文化记忆，是对生活的理解，对宇宙的观察，是人的精神成长过程，是中华文化知识谱系的建构。
“书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其本义指的就是写字的行为，其后则引申为书写的内容、表达的情怀、寄托的思想。而我们今天则将“书写”当作一种以精神生产为目的的人类主体活动，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最终则落实到人类精神文明的建构。由此我们能充分利用当代考古学和出土文献的丰富成果，弄清中华民族早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何以形成等重大问题。
（摘编自赵敏俐《从早期书写探求中华精神文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