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体育是古代中华民族有目的、能动地改造人类社会及人类自身的活动，以其丰富的运动形式、多样的文化特质，孕育出具有独特东方人文特点的体育精神。主要体现为：
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发轫于先秦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源于《庄子·外篇·山木》的“人与天一也”的理念。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在古代体育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如从人类生产生活实践中演化而来的跑、跳、投等早期体育活动，其动机和活动的范围，均显示出对自然的顺应、人与自然的和谐。再如蹴鞠、礼射、武术等体育活动，在表现形式和竞赛规则等方面，将“天人合一”视为人类通过体育活动获得健康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石。如此，古代体育追求的并不是人对自然的对抗与挑战，而是两者的协调与顺遂，并在此基础上追求身体和精神于同一过程中得到颐养。这也是以中国古代体育为代表的东方体育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
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中国古代体育作为古人实用主义意义上的“安身”活动，亦处处体现着“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在古代体育的庞大运动体系中，以武术、保健养生乃至形式多样的球类活动为代表的运动形式，无论是它们的活动特点还是规则要求，均体现着古人对命运不屈不懈的抗争，彰显着古人对生命“生生不息”的追求。从《吕氏春秋·尽数》之“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的“生命在于运动”理念的提出，到千年之后中国体育大师颜元“养身莫善于习动”、日动而日强的主张，古人均将“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融进了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之中。
身心兼修的生命整体优化观。这种观念最突出地体现在中国古代体育动与静、神与形、劳与逸这三对基本矛盾的统一中。正是这种既科学又实用的生命整体优化观，构成了古代体育健身功能的理论精华。如保健养生术强调人的机体内运动与外运动的高度统一，而这种通过整个身体运动使自我意识得以调控，进而使动作达到松静自然、身随气动、气由意领、动静结合、浑然化一的运动方式，就是身心并育这一生命整体优化观念的展现。古代体育中的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等健身养生功法，虽然各自的功能和锻炼方法具有不同的特点，但终极目标皆是通过身心并育的整体优化功能，使人体动作能力和身心健康达到俱佳水平。
循规守礼的传统道德规范。德育为先、德礼并重是中国古代体育的一大特点。如商周时期盛行的射礼，就被孔子解释为“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将射礼这一重要的集体性体育活动提升为一种外在社会规范，内化为一种行为习惯，使循规守礼的体育形式转化为教化民众的重要手段，并成为融入道德传统的标志。再如以“君子之争”模式框定的御术、龙舟竞渡等项目，在竞争过程中也被打上礼仪规范的烙印。其实，如果透过表面而寻其内涵，这类古代体育中循规守礼的传统道德模式，亦不失为古代体坛上最佳的“维稳”工具，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古代体育达到了持久的“等级和谐”状态。
当代，随着人类生活的巨大变化，由中国古代体育演进而来的中国传统体育，将会为当代人类体育提供一种新的以促进人类健康发展为目的的运动模式，并与世界现代竞技体育一起为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摘编自崔乐泉《中国古代体育精神及其文化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