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民间说唱文艺基于民间大众的生活、心理与想象，运用口语来说唱故事、塑造形象、反映民间社会生活，其内涵相当丰富。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仅从文学角度看问题，还需要一种自觉的跨学科研究意识，这样才能较好地阐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存在价值。
对说唱文艺进行跨学科研究，常见的研究路径是，立足于说唱文艺，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来观照、阐释说唱文艺的生成与演变、演出与接受、内涵与价值等。例如，民间说唱与民俗文化关系至为密切，诸如岁时节令、人生礼仪、教化娱乐等在很多说唱文艺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清代鼓词《封神榜》在说唱哪吒的故事中就穿插、敷衍了京城庙会盛况；扬州评话《武松》讲武大郎过年，则渲染了扬州人的过年习俗；广州木鱼书《七夕赞花》也描绘了广府人的乞巧民俗……这样便赋予了说唱内容以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保存了丰富的民间文化记忆。对此，有必要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等角度阐释其文化内涵与认识价值。
除了基于民间说唱文艺本体开展跨学科研究外，也可以立足于某一学科，从说唱文艺中获取丰富的研究资料，拓新该学科的研究领域，丰富其研究内容，创新其学术观点。例如：在音乐方面，由于说唱文艺多半是说唱兼施、配乐表演，某些说唱文艺体裁，单就文本形式看，并无什么差别，其区别主要在于不同的音乐唱腔与伴奏乐器，因而说唱文艺自然成为民间俗乐研究赖以取资的重要宝库，如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就对说唱音乐如诸宫调、货郎儿、陶真、弹词、鼓词、牌子曲、秧歌等多有涉猎；在语言方面，说唱文艺是使用特定时代和地区的口头白话、方言俚语（包括俗话、谚语、歇后语、市语行话等）来说唱故事的，因此要调查一个时代的语言风貌，自然应从说唱文艺中汲取丰富的语料。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学逐渐在中国兴起。民间流行的说唱文艺成为其研究民间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料。有学者指出，今天流行的文化史，其研究重心完全偏向“民间文化”方面，演义小说、杂剧、地方戏、善书、宝卷、弹词等都在民间文化的视角下获得新一代史学家的重新检讨。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民间说唱文艺在形之于书面文本的过程中，往往经过了一些文人的整理和改编。例如，从石玉昆说唱的《包公案》，到俞樾修订的《七侠五义》，这其间就经历了多个文人的整理与加工，渗透了他们的思想意识与审美趣味。又如根据民间艺人说唱成果记录、整理的一些说唱作品，由于整理者受时代影响，根据其思想意识与艺术标准对之做了不少删改、加工，导致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失却了本来面目。就拿陈士和讲说的评书《聊斋志异》来说，当时记录、整理其说书成果的文人，就把那些他们自认为思想落后、趣味低级、语言粗俗的内容全部删去了，只保留不到三成的内容。因此，当我们借助这样的说唱文本来研究民间文化时，我们所看到的民间大众及其日常生活就或多或少渗透了整理者与改编者的思想意识与审美趣味。怎样辨析、利用这样的说唱文字资料，就成为研究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摘编自纪德君《学科交叉中的说唱文艺研究》）
材料二：
俗文学文献和传统雅文学文献大不相同，其中说唱文献更加具有民间性和零散性，这就意味着研究者不能仅靠泡图书馆就能解决问题，而要多角度、全方位搜集资料，拓展资料搜集的渠道与范围，着力打通说唱文学与其他雅俗文学、文化之间的文体、学科壁垒。
由于说唱文艺曲种繁多，地域性强，涉及面广，语言多样，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在搜集、辨析、整理说唱文献资料时，需要运用多学科知识与理论。在个人知识、力量受限的情况下，上述很多工作都有赖于地域协作、学科协作、民族协作、中外协作。比如朱万曙《董永故事的汉、彝说唱文本》一文就是很好的例子。此文通过同一题材不同民族说唱文本的比较，获得了新发现，而这是依靠彝族学者的翻译协助才得以实现的。事实上，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文学艺术影响交融的例子还有很多。蒙古族说唱胡仁·乌力格尔中，有很多故事来自明清小说，不过说唱文本多是蒙文，口头文本也是蒙语录音。不懂蒙语的汉族研究者在没有协助的情况下，是难以进行利用和研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少数民族代表性说唱作品的翻译整理，无疑值得关注。
此外，加强团队意识也很重要。说唱文艺文献整理工作难度大、时间长，令一些年轻学人望而却步。如果一些学者能够凝聚力量、组建团队，通过辛勤耕耘，奉献出高质量成果，将会产生很好的示范效应，从而起到引领、带动作用。总之，要实现文献整理的体系化、规模化，组织人员进行团队研究，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途径。
（摘编自王丽娟《说唱文艺文献整理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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