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之妖
池莉
武汉的季节，是一个奇迹。我以前的文字，对于武汉的气候，似乎都带了一些憎恶，曾经说这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城市。但是，人的感觉是非常复杂的。憎恶与喜爱，会随着人的经历而此消彼长。人渐渐地有了年岁，走的地方渐渐地多起来，看的事物也渐渐多了起来，比较也就自然地多了起来，这个时候，方才知道自己真正的喜欢与憎恶是什么。
武汉最著名的，大约是夏天的热。是的，武汉的夏天的确是非常炎热。热得没有道理，没有规律，非常任性，又不屈不挠。热得跟妖精一样。
以前一到夏天，我就会选择一个北方或者海边的笔会去避暑。近年来，我不再特意寻求避暑了。因为，其实哪里的夏天都热，海边不仅热还咸湿，整日里皮肤上沾满黏糊糊的盐，让人很不清爽。如果到完全不热的地方，又不像在夏季里，过久了日子便很失落，好像被小偷窃走了人生的一个季节。那么就待在武汉的夏天里吧。待在武汉的夏天里，该流多少汗就流多少汗，也是一种痛快。单凭一支雪糕就可以生出对生活的感恩之情，我觉得这一点尤其好。人是要知道好歹的。知道好歹首先就要懂得什么是感恩之情。感恩之情是别人教不会的，全靠生活本身给予。
武汉的盛夏真是有点妖精，正因为有了它，其他的季节就分外鲜明了。一立秋，后半夜就凉了，虫鸣就细了，桂花就香了。冬天就格外寒冷了。春节也就可以围炉喝酒了。白雪之后的春天也就来得格外喜人了。春往秋来，寒暑易节，四季鲜明，感受不仅总是强烈的，还总是常新的，这对于喜新厌旧的我辈，就很有一点诱人了。
我与武汉，其实没有更具体更深入的交往。我的朋友中武汉土著也非常稀少。全国人民传说的关于武汉的各种人文特点，都似是而非，我从来不往心里去。我觉得现在全中国的城市都一个模样，几十年来，一种教育，一种制度，一种口径，大家关键的优点和缺点都差不多。哪里都有小市民和自以为是大市民的小市民，每个城市一般都习惯欺生，都爱好恃强凌弱，说搞经济都搞经济，说建广场都建广场。一个人无论生活在哪个城市，都不会完全满意和完全不满意。
我的小说，只写自己塑造虚构的个人形象。种种感受和描述，也许是从天空中得来，也许是从季节中得来，也许从非常遥远的记忆中得来。比如短篇小说《金盏菊与兰花指》，几乎是从睡梦中得来。至于小说中出现的地理背景，有许多时候，仅仅是一个载体而已。如果仅仅就小说载体而言，我以为武汉是最单纯也是最丰富的城市了。它没有北京那么政治，那么先锋，那么霸道；也没有上海那么时尚，那么经济，那么自恋；更不像江南那一片土地，千百年积淀下来的江南文化，阴魂不散，谁走了进去，出来的都还是那副绵软的腔调，辛辛苦苦挣扎出一些文字来，却还是倚靠着江南文化在撒娇。
武汉这个地方有趣，其实中国古典的传统文化在这里是最悠久的，高山流水今还在，黄鹤楼也是稳稳矗立在那儿。但是这地方也特别容易忘记过去，把琴台不当回事情；把龟蛇二山也不当回事情；把租界那么多漂亮洋楼，也不当回事情；连把汉口这个举世闻名的地区称号，也不当回事情。“汉口”居然被现政府的地名办，莫名其妙地丢失了。丢失了也不打紧，全市人民都知道照样这么叫。
武汉这地方就是这么江湖，散漫，任性，快乐，火气大，兵气重，五湖四海，千人千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确是一个写小说的好地方。
在武汉写小说，可以不写武汉。我的这篇小说，在武汉写成，主角却是一个四岁的小姑娘。无数次对于孩子的注视，无数次羞煞了我的成年人的流俗、懒惰与丑陋——我指精神上的流俗、懒惰与丑陋。生命之美，被孩子们创造与挖掘着，细腻、精密与顽强，十分动人。
我会长久长久地注视孩子。我时常梦见一个小姑娘偷摘鲜花的过程。她用偷摘的行为为自己制造幸福的感觉。我觉得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而我的震撼，迟早都是会用小说表达出来的。因此，我写了一个四岁的小姑娘，可它绝对不是儿童文学。就我自己的感受来说，这是一篇美丽的小说，当我感觉它是一篇美丽小说的时候，我就想把它作为一个礼物，纪念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或者岁月。
我在秋天的风雨中写，在我生活的汉阳写作，没有人可以进入我的城市，我很自由。当我写完了这篇我喜爱的小说，走到户外，侧耳谛听江轮的汽笛声，我就再一次喜爱了我居住的环境。让我想想我与武汉这个城市的关系，我想我与这个城市，酷似狗与狗窝的关系。这是我的一个老窝了，多年来，我在这窝里扒拉，嗅嗅，转圈，睡觉，做梦和哭泣。我习惯了。我与它气场匀和了。光凭气息和声音，我就知道自己不是陌生人，于是就容易安心。
不过，谁又不心存流浪的幻想呢？明天我就启程去远方了。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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